首页 -> 2007年第8期
《海边的卡夫卡》现象及其背后
作者：秦 刚
日本社会曾如此强烈的“疗愈”渴求，似可从多种角度做出解释。其中，泡沫经济崩溃后十年之久的经济停滞所带来的焦虑与疲惫，阪神大地震及奥姆真理教主导的“地铁沙林事件”在普通人心中刻印下的恐惧与不安等，在“疗愈”现象中都有着清晰的反映和折射。然而，除此之外有足够依据可以证明，催发这种诉求的一个根本原因，更源于当代日本人心理深层中对于自身国家历史在身份认同上的巨大裂隙。作为外交与内政的重要议题，自九十年代起，“历史问题”以高度政治化的姿态重新浮出水面，并不断拷问着战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现代日本在“起源”上的“原罪”。所以，在即将跨入一个全球化新世纪之际，摆脱和抹平被上世纪国家历史所笼罩的心理阴影和精神重负，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集体性无意识。而二○○二年九月十日发行出版的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营造为提供心理“疗愈”的品牌性商品，受到了部分读者层的热衷和文艺界的追捧。
套用俄狄浦斯神话故事设定创作出来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为何具有提供如此“疗愈”的功效呢？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以及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命运后种种试图从中挣脱的努力，反而使他最终兑现了这个宿命。自以为用自身力量摆脱了命运桎梏的俄狄浦斯，在浑然不觉之中，从一个征服世界的王者悲剧性地沦为一个人伦触犯者，受到了命运惩训和嘲弄。可是，《海边的卡夫卡》中“弑父娶母”行为的处理和定位却完全不同，十五岁的卡夫卡少年没有对来自父亲的这个诅咒做出任何挣扎和反抗，反而去刻意践行了这个诅咒。而且对于人伦禁忌的拟似性触犯，不仅没有为他带来任何道义上的罪恶感，反而成为他在命运中自我拯救，成长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决定性经历。
弗洛伊德用以阐释人类无意识欲望结构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海边的卡夫卡》中竟然发生了性质上一个颠倒。那么，有意识的“弑父娶母”行为或想象，究竟反映出一种怎样的欲望主题呢？至少，从文本角度做出一个精神分析式的解释并不困难。一言以蔽之，这种有意识的禁忌触犯，无外乎体现了这样一种欲望：以暴力与乱伦的方式去彻底抹煞自我的起源与血统，清洗掉自我最根源的历史性，以完成自我的更生。《海边的卡夫卡》令出场人物以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无罪方式完成了这个过程，因此，这部小说才有可能提供一个虚拟性空间，令读者在同化式阅读的过程中，“疗愈”自己因“历史问题”而造成的心理内伤。
同时，《海边的卡夫卡》中还设定了一个俄狄浦斯神话中所未见的禁忌触犯，那便是在“弑父娶母”之外，主人公还背负了与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交合”的诅咒。而且，这个诅咒在小说中是主人公通过“强奸”的方式达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海边的卡夫卡》不仅毫无批判性地提示出了一个以性暴力的方式建构他者关系的行为范式，而且以必然履行的“命运”或“诅咒”的设定为前提，将这一行为范式框定在一个不容置疑和颠覆的话语框架中。
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世界范围畅销之后，在很多情况下，读者对于其作品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无国籍性或者脱日本化的方向去阅读的。然而，《海边的卡夫卡》的故事结构中明显贯穿了与战后日本特殊的历史性相关的种种隐喻和指涉。这部小说并非一部单纯描写了一个十五岁少年成长经历的作品，在某种含义上，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国家历史的影射和寓言。如果割裂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喻关系去理解作品的所谓“普遍性”，必将遮蔽这部作品所引发的阅读现象背后深层的历史文脉。
其实“疗愈”一词，原本是一个心理学用语。日本心理学界重镇人物、著名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很早就开始使用并对此课题专门展开研究。始终关注“物语”（故事）对心理创伤的“疗愈”功效的河合隼雄，对村上春树的小说发生了共鸣。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两人针对“物语对于人的疗愈”等议题进行了两晚的对谈，全部内容收录于《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岩波书店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这次对谈，成为村上春树创作的一次转机，此后他更加有意识地将小说写作沿着深层介入读者心理的方向做出了调整。可以说，《海边的卡夫卡》与“疗愈”发生关联决非偶然。
河合隼雄于二○○二年一月出任日本文化厅长官，当年便由文部科学省向全国中小学颁发了由他监修的道德教材《心灵笔记》，这套尚无先例的国定教科书充分应用心理学的疏导方法，使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中小学生灌输乡土意识和爱国观念。在义务教育中强化性引导个人与国家的一体关系，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在日本教育领域的重新复归。对于曾因灌输国家主义而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这在战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因而立即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批判。作为在教育领域树立“国家”观念的实际举措，《心灵笔记》的颁布是与一九九九年《国旗国歌法》的通过以及近年来安倍晋三内阁《教育基本法》的修订密切配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海边的卡夫卡》发表后，河合隼雄从中看到了与他倡导的心理学方法的契合之处，立即发表了夸赞这部作品为“伟大的物语小说”的讲演（二○○二年十二月《新潮》）。而这篇演讲，是这位当时行政职位最高的文化界人士在他所创设的日本箱庭疗法学会上发表的。正因为如此，这篇演讲象征性昭示出了一部小说的流通现象之中，文学、政治、医学诸领域的交汇与共谋。
同样耐人寻味的，另一位文艺评论家加藤典洋也高度评价了《海边的卡夫卡》。一九九五年时值战后五十年之际，加藤典洋在《群像》上连载了论述日本战后问题的《败战后论》，认为战败后日本陷入了“内向型自我”（保守派）与“外向型自我”（革新派）的“人格分裂”，为了向整个亚洲的战争被害者表示哀悼和谢罪，日本人需要先哀悼日本自己的战死者，通过纠正“人格分裂”将自我统合为一个完整的“国民主体”。这一论调立即遭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针对战后责任与“国民主体”问题，同加藤典洋展开了著名的“历史主体论争”，对加藤典洋先“内”后“外”、先“自己”后“他人”的自我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并指出旨在消除耻辱记忆、确立对日本战死者进行哀悼的自闭式“国民主体”的诉求，必将导致战争责任的进一步暧昧化。高桥哲哉一针见血地指出，加藤典洋看似折中式的历史认识，在本质上与排外式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史观一脉相通。说明问题的是，《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之后，加藤典洋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便是关于一个损毁人格的自我治愈问题，而这个故事恰好印证了他的主张，即一个“自闭”的人只能从自己“内侧”找到恢复自我的方法，小说的主人公正是通过沉潜“自我的世界”，才最终找到了“世界中的自我”（《〈海边的卡夫卡〉与“换喻的世界”》，《群像》二○○三年二月）。
然而，在大众化商品社会中，市场的取胜往往决定一切。《海边的卡夫卡》自问世之后，不仅在日本一直高居畅销小说之列，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的村上热潮。其英译本乍一推出，便进入《纽约时报》评选的二○○五年十佳图书行列。二○○六年三月，捷克弗兰兹·卡夫卡奖协会决定将该奖授予村上春树。由于该奖项连续两年的获奖者都成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所以，期待村上春树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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