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都市芭蕾、“社会学的想象力”及身体政治
作者：陈惠芬
其实，脱出了宏大历史的“钦定”，倒可以多面向地呈现和考察这一事件。《一九四八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 (以下简称《上海舞潮案》)可说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以《上海舞潮案》的考察，舞潮起因于国民党当局为“戡乱建国”而开展的节约运动。一九四七年七月，南京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戡乱”总动员令，宣布对中共全面开战。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随后出台了一个厉行节约的办法草案，称自抗战胜利以来，政府机构和社会在人力、物力上多有浪费，必须加以有效限制，否则谈何“戡乱”与“建国”。当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政府正式颁布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的第二大项（乙）第六条即为“禁止营业性跳舞场”。九月初，行政院批准了内务部提交的相关细则，规定有关场所在当年九月底前一律禁绝。此令一出，立即引起了上海舞业界的强烈震荡，后经上海各界的请愿，南京当局将上海市禁舞的最后期限延到了翌年五月，而与实际的可行性仍有很大距离。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正当舞业界举行第三次全体人员大会时，传来消息：上海社会局不顾原先由舞业公会自行抽签的约定，已在上午十一时单方面抽出了首批禁停名单。顿时，与会者宛若哀兵，纷纷走出会场往上海社会局涌去，继而与前来拦阻的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愤激的人们砸毁了社会局。《上海舞潮案》的工作，不仅在于从满布尘埃的各类卷宗档案中爬梳、勾勒出了“舞潮案”的来龙去脉，而且提出了对于这一事件的新的评说，认为“舞潮案”呈现的与其说是市民意识，毋宁说是国民意识更为恰切。禁舞令出台的前后，正是国民党政权由“训政”走向“宪政”的时期，就在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政府公布了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宣布开始进入行宪准备时期，而禁舞令（包括节约纲领）的酝酿、制定、颁布却都未经立法程序。所以，从表面来看“舞潮案”冲击的是上海市社会局，但真正对抗的则是南京当局不合宪制的政令。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抗争的主角乃是向为社会轻忽的舞女，她们的哀婉请愿最终却发展成了一场政治风波，其间意义或可更多讨论。
芒福德曾经指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商业等等，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都只是为了使“社会”这出戏剧更富意义。他警告说，一个丧失了戏剧对话感觉的城市，注定有其不幸的一幕。雅各布的“都市芭蕾”说法庶几与其相同，她同样强调公民在城市中自由生活的权利，尤其注重人们对街头景象的参与（见《城市社会学文选》）。而就上海“舞潮案”所呈现的能量与引发的震荡来看，它即使算不上一部壮观的城市戏剧，但也是民国史、上海都会史和妇女史上一个不无意味的奇观，是一段难以忽略的“都市芭蕾”。“舞潮案”的结局，是数十名舞女和舞业人员被处以轻刑，而南京方面对禁舞也不再坚持，禁舞令不了了之。女性主义史学家如珍妮·沃尔芙曾经抱怨，由于现代性通常被认为仅与公共空间有关，置身于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女性因而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而晚近的女性主义更着意于发现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存在。例如，一九○八年，便曾有五十万左右的人群聚集在海德公园，支持或观看英国女性要求选举权的游行。那些穿着白、绿、紫三色服装的女性投票运动者，高举着上千面色彩鲜明的旗帜，穿行于伦敦的各个角落——这一切，在丽莎·蒂克娜看来，何止是女性“结缘”现代性的例证，某种程度还造成了现代性的重要转折和城市在视觉上的变革。她们那庞大而富有色彩的队伍牢牢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示范了伯曼所谓的“最初的现代场景”——“城市街道变成了大众运动和社会转型之伟大时刻的表演舞台”（见《消费文化读本》）。上海“舞潮案”固然没有深入到城市各个角落的游行活动，所吁请的也不是参政要求，但舞女们哀婉而决绝的请愿姿态、“我们的民生主义在哪里”的提问，同样表征了社会变革的风雨欲来。晚近的女性主义意识到了历史上公共领域中女性的“存在”，但她们大都不满那些把“女艺人”等等描绘成城市风景图中典型的女性角色的论述，认为这不仅忽略了普通女性的现代性经验，且为 “放荡女性”／“堕落城市”的构想暗设了“机关”。这一洞见相当程度上切中了一些现代性论述的要害，但是，持此主张者有所忽略的是，那些有别于普通女性的“女艺人”们，由于她们的不为“常规”所拘，往往更有机会和可能令人侧目地演绎、表征出历史的“转折”，上海“舞潮案”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上海“舞潮案”为女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了“别样”的经验。但是，当时能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反响，一个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或许还是因为它所蕴含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吉登斯曾以咖啡为例而释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咖啡是一种对大脑有刺激作用的饮品，但它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人们喝了一杯咖啡，事情却不是“喝”这个行为这么简单，而是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某种关系之中，包括数千里外的人持续不断的种植、运作和交易……上海“舞潮案”某种程度亦表现出类似咖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禁令之下，首先关系到的乃是“跳舞与吃饭”的问题，全体舞女在给宋美龄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谁忍以洁白身心，为众人轻视，然为生活鞭策，不得不强颜欢笑，以掩内心之痛，而博活命之资。”一位名叫孙致敏的舞女则这样表示：“我们穷，转业又困难，我们一日不伴舞，一日不能生活，我们不能饿死。”禁舞所牵连的其实远不止于舞女，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与南京方面交谈时，便屡诉禁舞对上海市面的影响：“在上海的舞厅中有八千名舞女，她们还有许多家属，如果我们完全禁舞，对舞女及其家属以及靠这类场所过活的小生意人来说，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乐师们、来回拉顾客的黄包车夫，以及面向舞女的鞋店与头饰店。总之，我估计有成千上万人的生计会受到影响。”一些报刊舆论也纷纷指出，节约运动不是要使有饭吃的变成没饭吃的，政府把舞女当做洪水猛兽，强行禁绝，将有治丝益紊之虑。
问题的关键显然不在舞当禁还是不当禁，而在于禁了之后相关人员的吃饭问题将怎么解决？舞女联谊会曾计划设立舞女转业速成学校，教授打字、簿记、看护、纺织、刺绣、编结等等，然而，正值社会动荡之际，各行各业的就业情况都十分困难，舞女们要在短时间里自行完成转业谈何容易。上海社会局方面曾表示考虑将禁舞后的舞女充做看护，但又认为这一改变恐非易事，舞女们最好的出路还是嫁人，回到厨房去。时任南京行政院副院长、也是禁舞主谋之一的王云五也持“嫁人”说，当有人问到舞女今后的出路时，这位当政者笑着答道：“此辈舞女均是成年的女子，出嫁以后，即解决了失业，为妻固妙，为妾亦无不可，总之以嫁人为原则。” 以此观之，“舞潮案”中暴力冲突的顷刻发生虽然不无偶然，而事态的走向激化则又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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