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
作者：［美］阿里夫·德里克（Ａｌ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远离革命的学术
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近年的研究中，现代化的话语置换了有关革命的话语。从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所谓告别革命，忽略革命。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开始关注上海。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理解，和美国学者始终不太一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学界的情况并非如此。具体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刊物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这本杂志的主编、作者都是在六十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者，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更前一代的学者虽然在表面上不注重理论，但是，他们最根本的前提是现代化，其论调是，正因为中国如何如何的不发达，所以才会爆发革命。按他们的看法，革命是现代化失败的一个结果。我也是属于在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生涯的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第三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解和上一代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们希望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革命发生。但是我们当中彼此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些学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乃是通过中国革命而去了解，因此，研究中国革命就容易缺乏一个省视的态度。而我对中国革命当然是尊敬的，认为这场革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也有值得批评之处，例如“文革”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解释就是不对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我们相信，它的发生必然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一点不可忽略，上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一般都受到五十年代冷战的影响，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没有什么意思，他们也完全看不起中国的道路。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主编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的书，书中声称，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完全不是学术，而只是意识形态。
我所写的第一本书《革命与历史》，就是针对这批人的观点而做出的反应。我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不够，对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包括中国学术研究，都有必要进行再评价。实际的情况是，当年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框架里展开的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对我们这一代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无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革命对于美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都不关心革命的问题，只强调商业的发展啊、上海的城市化啊等等这些内容；另外，从九十年代开始，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把在美洲发生的一些有关民族国家的讨论，融入政治经济学当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学术创见所做出的贡献，当然必须予以承认。另外，顺便要提的是，一九九三年开始出版的期刊《立场》(Positions)在开创学术道路上也做出了贡献。当时，一部分学者感到《现代中国》这本杂志越来越保守，甩开文化、思想等方面，而只谈经济，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新刊物来抵抗这种潮流。因此，《立场》在抵制学术的保守化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美国学界也还是存在着对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反思，但其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一方面越来越忽略革命的历史，关于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与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同；另一方面，就是范式扩散（dispersal）问题。很多学者着手研究的时候，只是关注自己的兴趣，而没有了一个终极的追问。旁人看他研究的题目，都不能明白他这么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前，大家还会追问一个研究的“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产生影响以后，“意义”不复存在，一个人要研究这个题目，只因为他想研究。对意义的追问没有了。学术当然不应该受命于政治，但学术也不可能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当前的形势却是，很多人研究一个题目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不去考虑其与政治的联系，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实际上，具体说到中国研究，真的就没有一个范式吗？范式扩散这一现象本身，很可能也就是个范式。
一统化的现代性
目前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美国目前有很多学者热衷研究上海，致力于各种相关题目，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在理论上，究竟何为modernity，何为中国的modernity，这些人不加追究。很明显，他们没有提到的是，上海的现代性，是“殖民地的现代性”。“殖民地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很多人对何为现代性是有点糊涂的。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特点，就是在看待中国的“现代性”的视角上都只关心城市，关心城市的风格等问题。因此，这些学者研究现代性的时候，忽略革命，忽略马克思主义，言下之意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也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他们所了解的现代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那个现代性。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小兵最近出版的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就既包括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包括城市题材的小说。应该考虑到，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近几百年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一涉及现代性，也就涉及最近以来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了。在此要提到的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于现代性的解释是弥足重视的。大约十五或十六年前，有位研究文化的美国学者马修·伯曼(Marshall Berman)，写了那本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著作，谈论现代性的问题。佩里·安德森恰恰对他这本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感觉方面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佩里·安德森说到，要区分三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性是指现代化之能产生的条件;而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现代性的反应，这一反应也可能是反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方面也应该包括在现代性之内。如果通过这三个概念来观察近来中国史学的研究，可以说，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都在学术当中被加以涉及，但往往三者混淆不清。
许多所谓现代性的研究，比如伯曼那样的研究，是在完全忽略第三世界的思路之下展开，不考虑第三世界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实际上，欧洲、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是相连的，并非没有关系。因此，必须要说的是，很多学者对“现代”的概念有些糊涂，他们只强调城市化之类是modernity，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modernity。他们只看到欧洲和美国，顶多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完全不承认第三世界也与现代性有着关系，看不到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也有着关系。并且，他们强调革命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之间的冲突，把二者视为不相融的对立体。我们当然不能用革命的历史来解释近代中国的一切现象，可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正因为意识到现代性概念的限制性，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后现代性。可是，后现代性其实仍然是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以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为基础前提。所以，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是不足以解释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