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返乡的历程
作者：简义明
但在另外一方面，文学出版与市场机制的改变却使得两股更具影响力（破坏力）的趋势诞生，一是以“后现代”为标的和精神的“都市文学”的出现，二是由金石堂连锁书店开始运作的一整套畅销书营销逻辑，主导了文学书籍商业考虑的性格。
约莫此时，一批以“后”冠名的文学话语被外文系为首的论述社群接引进来，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主导台湾文学研究场域的发声状态，于是，我们在这种类型的研究思考中，感受到“乡土”逐渐不再是当前台湾文学可以被认识的一种面向，甚至，污名化的粗暴比喻就此蔓延开来。
先让我们回到“交工”吧！前述的台湾文化知识背景，让我们得以了解：“乡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成为文学创作与论述的核心命题，其来有自，因为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离”自己的土地太远，但可惜这股趋势在八十年代以后中辍，人与土地的关联又逐渐被稀释。虽然进入到九十年代之后，台湾产生一波“新故乡运动”（比较为人所知的讲法是“社区总体营造”），但这“重返”乡土的风潮似乎多数沦为政治经济分饼的游戏，而青年返乡这最重要的社会意义没有被认真地解读出来。
在“交工”的音乐出现之前，我们的流行歌曲都是离乡青年的彷徨（如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或是将台北当做天堂，一个可以筑梦的地方（如林强的《向前走》），虽然尔后因种种原因，梦想幻灭，而有想要“返乡”的挣扎（如新宝岛康乐队的《一百万》），有的也付诸行动（如陈永淘的《离开台湾八百米》、陈建年的《海洋》），但似乎还没有任何一种音乐创作主题，将这批经过都市洗礼、重新认知“乡土”之可能的年轻生命，他们在返乡之后的历程（process），被质疑的、自我挣扎的、与整个社会价值抵抗的、婚姻的、生活的、挫败与骄傲的种种心路轨迹用力记录下来。
不只音乐没有，我们的文学也还没有、电影也没有、戏剧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再现形式都还没有，从这一角度来看，“交工”音乐在台湾文化史的位置便可凸显而出。
但“交工”之所以能如此认知与意识，与美浓这个乡镇极其特殊的命运有关，一个蛮横的“美浓水库建令”，团聚了一群青年，而后长年的抗争与运动，历练出了最具象征与启发意义的一种返乡形态，“交工”的笔手钟永丰即是“美浓爱乡协进会”的元老，因此，《我等就来唱山歌》这样的专辑会出现并不令人意外。
但这张议题性太强的专辑让许多关心“交工”的朋友担心，那接下来水库如果不盖了，没有水库可以反了，“交工”怎么办？我想，“交工”专辑《菊花夜行军》的诞生，可以解答所有的质疑。因为，“交工”开始进入到生活，人民的生活，具备细节的生活了！
而所有动人的故事、挣扎的痕迹、生命的意志、绝望与热情不都是从不同角落、不同阶层的生活开始的吗？但我们多数的当前各种类型的文化创作，进入生活、进入细节了吗？
不管《菊花夜行军》里的“阿成”是否真有其人，但他确实是返乡青年的集合体：他落寞地回家、他被乡亲质疑、他重拾劳动、他被台湾的婚姻市场拒绝因而娶“外籍新娘”、他的妻子与这个异国乡村的磨合过程等等，都可能是我们身边若干亲友的生活，不是吗？
请容许我用学术语言去描绘一下“阿成”这个典型人物的象征性意义。在结构与行动者、客观与主观、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辩证意义中打转缠绕的当代社会与文化理论，总是很精微（难听地说则是唆）地去演绎这两端所构筑起来的话语楼阁，但却总是打高空。我们很少从这些理论著作中找到具体的例证，去体会与展开这其中的细腻与复杂，但这真有那么难吗？
阿成这个行动者，不仅仅是台湾畸形的城乡差距的抗拒者，还是全球化与WTO浪潮中台湾地区农业被边缘化的牺牲者，同时，他与他的“外籍新娘”也是资本全球化与阶级条件下没有太多婚姻选择空间的联姻者。我们从阿成身上，可以挖掘太多有意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议题，更重要的，阿成不是一个被摆布的棋子，他会努力、会思考、有情绪、会想象，是个立体、血肉感十足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在专辑不同的歌曲中去感受到阿成的样子。
这是《菊花夜行军》在文学表现上的一个突出面向。
我从来没感受到过素材的匮乏，只要一想到家乡，那些乡亲们便奔涌前来，他们个个精彩，形貌各异，妙趣横生，每个人都有一串故事，每个人都是现成的典型人物。我写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只写故乡的边边角角，许多非常文学的人，正站在那儿等待着我。故乡之所以会成为我创作的不竭的源泉，是因为随着我年龄、阅历的增长，会不断地重塑故乡的人物、环境等。
这是主唱林生祥在专辑手册中所致敬的两位创作者之一、莫言所谈论过的故乡对他在文学想象中的关键性影响。莫言和“交工”要超越的不是“乡土”，而是透过各种可能的表现语言与形式，让“乡土”变成一个动态的、活的精神象征，乡土里面有生命、有故事、有当下的问题，也有一些价值可以被深化，给予这“单向度社会”一些启示。然后，莫言和“交工”为了要说好这些故事，于是红高粱会淌血、故乡的墙会唱歌、菊花也可以夜行军。
莫言和“交工”的例子告诉我们：写实如果是被定格成传统的书写技巧，那当然已不复承载现今世界的复杂。但如果写实是一种精神，它依旧有潜力应付变化的挑战。反之，以“后”为旗帜的各种时髦学问，比如后设、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如果仅仅只是追逐技巧，或用概念去推敲概念，用术语去膨胀理论，那也不过是一张张被编织出来的华丽面具。但如果这些以“后”为名的语言与理论是一种以反省为基调的精神，那么，它应该会理解现实，和写实接轨，以寻找生活困境、生命出口为职志。
我想，“交工”的作品回应了主流文化圈里对于“本土”、“乡土”等过与不及的种种耽溺与仇视。这些热烈拥抱或嫉妒憎恨的眼神，都导因于他们没有认真谛听土地的心跳，更遑论找到新的语言与图标去揣摩多样的存在。
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写的小说《故乡》有着这样的结尾：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交工”认真、诚恳地用音乐与文字替我们的乡土引出了一条可能的路，这路走来异常艰辛、五味杂陈，就好像“县道一八四”带给美浓乡民复杂的感情一般。但正因为我们都不希望裹足不前，甚至坐以待毙，脚步终究要迈开的，不是吗？当你遇上举步维艰、荆棘密布、方向迷惑的时刻，听听“交工”吧，也许，那令人怦然心动的回乡的路，就会逐渐在我们踏实的脚下，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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