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我们不是一个人类”
作者：旷新年
黄纪苏回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大游行时，站在天安门广场，面对滚滚人潮，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特别让我感动，觉得历史又重新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人们在普遍的憧憬中走向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憧憬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但是经过二十年，“我们”成了陌生的、不同的人类。今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继续一路狂奔，而被抛却的许多人则感觉到了不对劲。近年来，各种思想派别围绕着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上。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一种对改革反思的态度已经形成了。对“发展是硬道理”的单纯追求，已经转变成为对于“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追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目的，不再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简单盲目追求的目标，而是也成为我们思考、讨论的对象。《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对象化的一个重要事件。剧中黄纪苏借助历史学家的“旁白”，站在一种相对“超脱”的历史高度，以一种忧郁的“历史眼光”关注着中华民族任重道远、艰难曲折的历史探索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关系不断发生转变：“抢滩，计划要变市场！/抢滩，书记要变老板！”三十年来语言的改变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社会的深刻变化。每个时代都创造了它自己时代的语言。这个时代也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语言：“效率优先”，“利益最大化”，“骗出一套新体制”，“腐败是次优选择”，“白送”，“吐痰”，“原罪”，“砸烂铁饭碗”，“减员增效”，“弱势群体”…… 社会的转型、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表现在语汇的变化上。这些语言的意象成为时代变化的标记。“欲望”、“本能、“自私”、“恶”这些新词的流行伴随着“新时期”对于“人”和“人性”的重新发现和诠释：人的真相是兽，是私，是恶，“他人就是地狱”。人类历史是欲望的跑道，人类社会是强者的猎场。“我看见，竞赛已将两条腿变成四条/我看见，四条腿已将路面变成案板/我看见，案板已将二十世纪变成遥远、漆黑的史前。”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人性不断降落丧失的过程。“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要不你给社会下跪，要不社会给你下跪”，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逻辑和“强者哲学”使人丧失了人性，变成了野兽：“一九八○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一时间磨牙吮血之声、伤心惨目之象充斥华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借道日益宽阔的社会鸿沟马不停蹄，拉着中华民族迅速‘回归主流’，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更上层楼。”“接轨”和“组合”是剧中最有冲击力的演出场景。“强者跟菜刀接轨/弱者跟肉末接轨”，“人心跟防盗门接轨/人际跟大峡谷接轨/人情跟打火机接轨/人世跟火药桶接轨”。在黄纪苏看来，归根到底，偷天换日、野蛮粗暴的接轨，是人性和兽性接轨，是人间和地狱接轨。
伴随着“与国际接轨”的，是民族内部的分化。社会分化是《我们走在大路上》一剧的中心思想，隐含了作者的巨大伤痛。这个戏剧的根本思考正如作者自己所概括的:“三十年的道路以及行走展示了民族复兴与阶级分化正负两种价值。”作者对于发展的道路有着挥之不去的忧虑和沉痛：“再往前流——水就混了；再往前走——路就分了；再往前看——眼就迷了；再往前想——心就沉了。”尤其是《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了两条》明显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就这样/一条路走成两条/你把世界分成了黑白/就这样/一颗心切成两半/你把人间隔成了天壤。”作者把中华民族看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利益的大家庭。《我们是姐妹兄弟》充分体现了黄纪苏有关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和想象：“我们是姐妹兄弟/我们是一个家族/我们是一个血缘/我们是旷野上的一趟车，是苦海中的一条船……”黄纪苏的思想及其解决方案鲜明地体现在“我们一起走”的结尾上，这种“和解”的结局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体的民族危机，我们历史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践踏的命运。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构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同一性。因此，他激烈地批判二十多年来流行并且造成了中国民族内部分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黄纪苏反对将“丛林原则”运用于民族共同体内部，反对民族内部的“竞争”，而是要将中华民族整合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形成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去与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竞争。导演王焕青说：“我觉得黄纪苏不是简单地和底层站在一起，不仅是出于一种简单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底层站在一起，而是出于一种民族长远利益的忧虑，是对于这个民族灾难的忧惧。”黄纪苏对这种民族前途的深刻忧虑，使他忧心如焚，怒不可遏地谴责自私短视、缺乏民族整体意识的精英阶级，“被精英阶级挟持的改革事业，终于以中华民族的崛起为抵押，将中国社会带到富者奢靡无度、穷者苦难无告的境地”。黄纪苏看到了阶级分化的事实，他所忧虑的是，阶级分化可能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可能造成民族共同体的瓦解，导致民族凝聚力的丧失，使这个站起来了的民族再一次仆倒。当中华民族以一种崛起的姿态走向新的世纪的时候，甘阳在《走向“政治民族”》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民族”的课题。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隐含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使民族具有高度的政治凝聚力，各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层、集团和地区具有对“全国性政治”的基本意识，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习惯”。
在《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个戏上演的同时，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文忧心忡忡地提出了“核心价值观的迷失”的问题。潘维和黄纪苏一样都把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最基本的原理。然而，今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已经支离破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严重地冲击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基础。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内部造成了一个广泛、强大的买办阶级，创造了为其效忠的买办官僚和买办学者，而广大的底层则被排斥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之外。三好将夫在《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指出，跨国资本所主导的全球经济是一个最大的排外战略。他追问：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希望。他认为，首先要努力去夺回国家。“现在国家是唯一能够保护人民免受无法控制的混乱或不能调解的暴力侵害的政治机构。”在今天，天生具有全球化本质的资本越来越具有“激进”的性质，与此同时，左翼相反失掉了它的激进政治的性质，表现为明显的“保守”倾向。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着被殖民的历史的第三世界国家。黄纪苏认为，中华民族仍然没有摆脱一八四○年西方强加于我们的命运，“三十年间亿万人民穿越风朝雨夕、水复山重的悲壮行旅，无疑是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在现代资本主义虎狼世界中左突右冲、图存救亡的继续”。现代民族国家垄断了所有合法的暴力，因此，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当代没有哪一类民族—国家能与潜在的极权统治完全绝缘”。作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一种抵抗机制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暴力机制充满了高度暧昧的性质和复杂的含义。在抵抗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内部的暴力和压迫性质被忽视甚至合理化了。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民族主义是一种男权主义话语。用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说：“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祖国。”女性主义关注到了民族国家内部性别的压迫。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则可以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宣言》里揭示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当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的时候，左翼思想应该意识到，民族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可以凭借的堡垒，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陷阱。盖尔纳说，马克思主义者抱怨，社会主义的信被错误地送到了民族主义的手中。（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一般认为，历史的精神或者人类的意识犯了一个极为愚蠢的错误。唤起人们觉悟的信息是针对阶级的，但是，由于某个可怕的邮政错误，却使它传到了国家手里。”）因此，如果不超越民族主义的视野，左翼就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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