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京畿与天下
作者：李纪祥
清初遗民顾炎武，晚年居于关中，顾氏为江苏昆山人，其所以居西北，审度天下形势以待变可以有为也。可见顾炎武对于关中形势与天下的观点。这与另一清初大儒黄宗羲晚年隐居浙东著述其《明夷待访录》正相反，黄宗羲乃主张定天下之京师在于金陵。
顾炎武并著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自三代以来之历代都城之有关史书之记皆摘入其中，乃知系一有为之书。唯顾氏虽然对于京师所在有所留意，然于天下形势分析，则少着墨。对此补其缺憾者，则当推另一遗民顾祖禹。这两位顾氏，就是被钱穆太老师推许为“少时慕吾乡二顾之为人”者。事实上，不论是顾祖禹还是顾亭林，抑或是钱穆本人，对于首都的主张，皆是推重立于关中形势建都为朝的长安时代。如此看来，历代知识分子对于建朝立都，还是有其一贯的关怀。钱穆后来在抗日战争末期首先撰文讨论战后的新首都问题，不能说是没有其历史上的继承。
顾祖禹的名著为《读史方舆纪要》，此书之绝伦，魏禧称它是“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作者则自称此书为“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这也可见他的自负了。我们且看他谈全书一百三十卷的篇章结构：
首以历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
在这个布局的说明中，我们还看不出顾氏所论的天下形势与京师建都之关系。但其书以《历代州域形势》为开卷，表示他非常重视“形势”，他说：“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专论形势中，对于建都之所尤其再三谆谆致意。他在《北直隶形势》中本当专门论“北直隶”的形势，却笔锋一转而论到关中去了。他说道：
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非今日之直隶乎！
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
然则建都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
在问答中，他直指心目中的理想建都之首选在于关中。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如果从国都的所在来论，则实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一为关中的长安时代，举凡周、秦、汉、隋、唐，都是都于关中的长安时代；一为燕京，辽、金、元、明、清都可算是燕京的时代。而居于长安与燕京之间的洛阳与汴京，都于洛阳者，则有东汉、北魏孝文帝；都于汴京者则主要是五代与北宋。可见洛阳与汴京正是处在长安与燕京时代形势东移的过渡中。顾祖禹形容关中的形势曰：“以陕西而发难者，虽微必大，虽弱必强，不为天下雄，则为天下祸。”睽诸历史，商代亡于八百里之岐周文王与武王；而周都镐京，遂成其八百年基业；战国时东方八千里之六国，而一统于千里之秦国；汉初高祖纳娄敬与张良之言，敢于以关中为都，而项羽则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然汉初都长安并非安逸，匈奴雄踞北方朔漠，后遂有平城之危，赖陈平奇计方得转安。中国大患在北方与西北，是故长安不仅是中国域内之首都，同时也是整个政府有其进取的开国气象之展现。隋唐代何尝不然，隋文帝于开国之初平陈之役后，即着手规划历经南北朝残破已久的长安新城，曰“大兴”。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唯有李渊父子自太原入长安，此时长安早已残破，然李渊遂以此而定天下。同时，唐太宗虽亦如汉代般有称臣于突厥之耻，而终于击破突厥，成就其天可汗之天下大业。不论古时候的匈奴、突厥，还是近代以来的帝俄与苏联，都是北方的大帝国。然而，匈奴衰而大汉起，突厥裂而大唐兴。方今俄国形势已变，整个欧亚大陆的形势也跟着起了莫大的变化，与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之后士人们所感受认知到的海上起风云的时代局势又大不同矣！则长安每每在残破之后还能够再兴起一个盛世时代，当有其形势上的必然性矣！不仅是一个对内的京师上选，而在对外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进取有为的大时代之首都。
凡以长安为都者，洛阳则必为其东都。若长安为一政治与军事中心，洛阳则为其文化中心。洛阳古称中州、中原，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一向为华夏文化之代表地。这种东西对峙的态势，要一直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才有了一次绝大的转变，而有此下长达近千年的燕京时代之来临。这一形势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运河，南粮北运，不知不觉中大运河的航道逐渐东移，这就是元明清时代运河贯穿南北以北京与杭州为两端的原因。另一重要原因，便是燕云十六州——幽燕地区的落于北方民族之手。从此，燕云成为北方民族深入中原的一块形势要地。而燕京正是在此一草原民族向南征伐的形势中所凝聚出的上选都城。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燕京的优势常在北方与南方对峙的时代，所以在历史上，燕京是一个具有对内统一性格的京师首选之地，这一点，无论从契丹之威胁北宋成为当时亚洲世界的盟主，或是由金代之进迫南宋使其退守半壁江山，或是蒙古根本就灭了南宋而在中国建立元朝，都可以看出幽燕地区成就燕京之为北方局面的特性。一旦京师上选从长安移转到燕京，中国北方南下一统南方的路线也有了变化。长安时代必定是先取长江上游之川蜀，而后沿巴东顺江而下，下武汉而取南京，如西晋之平吴、隋之平陈与宋之平南唐。到了燕京时代，则直接自山东、苏淮之地而南下渡江，是一最为捷迅之路线。从古时的金兵南下追南宋高宗及至近代的淮海战役，历史上的地势还是影响着创业与守成、影响着开一时代之新局的！那么，如果一个时代已经大一统时，燕京是否仍然是一个对外进取的京师上选呢？顾祖禹显然没有讨论到这个课题，同时也没有将海洋的世界形势纳入来考量与思索。顾祖禹所描写的形势，毕竟只是中国的“历代州域形势”，而不是“包含了海洋时代之后的域外万国之世界形势”。清代初年之时，利玛窦的五大洲之世界新图《舆地山海全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早已自明万历以来传布于中国，但顾祖禹显然没有受到这些耶稣会士携来的世界新图五大洲形势的影响。我们从顾氏该书的《凡例》界定“方舆”一词的定义：
地道静而有恒，故曰方；博而职载，故曰舆。
就可以知道他所持的仍是传统上的“地方说”。但利玛窦在华所绘制的五大洲世界新图(从《舆地山海全图》到《坤舆万国全图》)的最大特色与基础，就在于它的“地圆说”。“地圆说”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世界各大陆地之间的交通方式，我们知道，正是因为对于地圆观念的接受与相信，才启发麦哲伦等从海上开始“环游”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纪——海洋世界观的到来。中国本身向来所具的“禹贡九州”模式的大陆形势，及其在更广大的海上世界之中的形势，要如何重新做出新旧激荡之后的考虑与思量，不能不是一个传统的一贯议题。知识分子在此之时，其读书仍然应当有着承旧启新的思索。
顾祖禹之书的弱点正在于对宋元以来兴起于南方的海洋形势着墨较少，同时对于明季以来流传刊布的利玛窦世界新地图也未加注意。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顾氏所言者实为“中国形势”而非“世界形势”。然而，自宋元明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西北的传统陆上西域交通拉向了东南与西南的大小西洋的海上交通。西北的陆路黄沙滚滚，而南方的海路则波涛汹涌，沿海的形势更成了一八四二年以来中国的发展主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