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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报感受一九六一年
作者：周全华
这些美术作品一洗大跃进绘画艺术上千篇一律、题材上绝对政治化的大俗大噪之气，格调高雅，艺术精湛，风格也是多彩多姿的。有仿古意境山水画，如《桂林山水》、《青衣江上万木流》、《乐山渡头》、《渡口》、《陕北高秋》、《寒山寺》等。有写农家风情的，如《饲养员的喜悦》、《江南插早稻》、《油菜花开送肥忙》等。有表现异域风光的，如《高原牧歌》、《椰林曲》、《塞上种春麦》、《岭南无限风光好》等。有画花鸟虫草的，如《秋鹜》、《玉兰花开》、《鹰击长空》、《瓜棚小景》等。最多最大量的题材是咏春，大自然的春与知识分子心中的春一起到来，如《春绣图》、《江南三月》、《公社春早》、《春回大地》、《春早人勤》、《大雁北归》、《大地回春》等。三月下旬北京举办“农村即景画展”，《人民日报》选刊部分作品，配发的署名文章说：“凡是到农村走一转回来，目睹农村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总觉得非把它写出来或画出来不可。”（三月二十六日八版）画中所写公社，多是田园春光、俊男俏女。如《河塘小景》绘二女溪边濯果蔬，几尾沉鱼隐清波（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六版）。艺术家表现的不是现实的公社，而是自己心中的春的期盼，就此而言，画之“写心”是真实的。但是把严重困难的农村画得如此“欣欣向荣”，画之“写实”就没有面对民间疾苦，而是粉饰升平了。
上海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举办“上海之春”音乐会，自此定为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把前一年五月的音乐会追认为第一届“上海之春”（六月三日四版）。北京也举办夏季音乐会，曲目是轻柔的，有《春暖花开》、《夏夜圆舞曲》、《南疆之春》、《蓝色多瑙河》、《年轻人在树荫下谈论什么》、《牧歌》（八月二十三日四版）。
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到七月二日，电影界举行了引人注目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到会做了重要报告，并在北京香山与艺术家们一起度过“七一”节。文艺界主管周扬、文化部长夏衍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决定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扩大题材范围，提高艺术质量”，提出著名的“四好”口号。“四好”即要求每一部影片都要追求：一个情节曲折的好故事，善于刻画感情的好演员，细腻美感的好镜头，优美动听的好音乐（七月十四日四版）。会议的主题是艺术而不是政治，这是对以“新民歌”为代表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文艺的挑战，是对泛滥于艺术中的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庸俗化的挑战。电影和戏剧的创作也趋向繁荣，这两年电影产生了《达吉和她的父亲》、《红色娘子军》、《林则徐》、《李双双》、《锦上添花》等佳作。戏剧也出现了《李慧娘》、《胆剑篇》、《关汉卿》、《武则天》、《抓壮丁》等脍炙人口的精品。一九六二年初组建了著名的东方歌舞团。
文学创作也收获了一批丰硕成果，传诵一时的散文名篇《荔枝蜜》、《内蒙访古》、《忆当年，穿着细事莫等闲》、《樱花漫记》等，都是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文艺界的艺术和学术讨论也活跃起来，仅北京市文联从一九六一年夏至年底，就举办文学、影剧、美术座谈会有二十八次之多，尤其对昆曲《李慧娘》、话剧《胆剑篇》、电影《红旗谱》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四版）。
对一九五八年批判知识分子名利思想后兴行一时的“集体创作”“集体编著”之类的署名，此时也敢于发出异议。一九六一年九月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某刊物发表的一幅画，只三四个线条简单的人物，也没画什么背景，却署名“××美术学院集体创作”。难道该美术学院几百号人都参加了作画？其实一个作者完全可以画出来。很多理论文章的作者也如此署名，一个大学的学报全部论文都署名“集体撰写”。这样来理解集体主义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和学术活动以个人独立劳动为主，各有自己的风格。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说过，文学是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文学是保证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反“个人突出”，不是不要拔尖人才，反个人英雄主义，不可以反正当的积极性和雄心壮志。大工业生产一定得集体创作，牙膏才是真正的集体作品，但艺术不会是这样。
出版业也开始活跃起来，从政治出版物的一统天下悄悄地向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的多样化转变。最早是中华书局在尚处于整顿时期的一九五九年八月，组织出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选定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民主人士吴晗主持编辑委员会，北京教师进修学院组织写家。出书真正进入高潮是在一年多以后的调整时期，这套知识性丛书大受处于“政治旺而读书荒”中的全国读者的欢迎，到一九六二年出了一百多种。旧中国几十年中曾出过六十套知识性丛书，其中《史地小丛书》也才出到一百零七种。这一套丛书的作者面广人多，有三百多名中学教师和十九个省市的各方面工作者。题材自由而广泛，有敦煌艺术、故宫史话、漕运、邮电、印染、京剧、屈原、海瑞、徐霞客、黄遵宪、严复、秋瑾等。一九六一年夏秋，商务印书馆仿之编《外国历史小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亦仿编《地理小丛书》，题材有金字塔、西欧封建庄园、慕尼黑阴谋、我国的沙漠、认识地球、中国的季风等。这些丛书都很受欢迎。随之而来是单篇印制经典古文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美术小丛书、音乐小丛书、科学小丛书，一时出现了知识普及读物的繁荣景象。
一九六一年五月以来，广东省、河北省、上海市、青海省等地和各高校纷纷举办各种学术和科学讨论会。上海市一九五七年设置、而后来很少用于科学和学术活动的科学会堂，这一年热闹起来，年底两个月，光是自然科学学会举办的专题讲座就有三十五次之多。最轰动的是组织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的学术争鸣，听众爆满，一连讲了十一讲。六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方宗熙《什么是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说》一文，对在中国几经沉浮的摩尔根遗传学再次予以肯定。此外还肯定性地介绍了西方经济计量学的内容和价值（八月一日七版），批判性地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学派，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语义学符号学、凯恩斯学派（十一月二十四日五版）、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等（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五版）。
到一九六二年，自然科学界的学术研究活动更趋活跃，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一个接一个。细胞学、力学、地质学等老的学科纷纷组织活动，尤其地质学会是四十年来规模最大、论文最多的一次学术会议，共提交七百三十多篇论文。这些科学会议相当关注眼前工农业生产问题，如小麦锈病、马铃薯退化、用电离辐射破坏害虫生育、刚兴起的化纤生产、玻璃物理化、力学陀螺理论、以尿素代蛋白质饲料、无锡去年发明的钢丝网水泥船等等，都成为科学议题（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二版、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二版）。
对知识分子又强调了团结和统战，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对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利的复位，正如教育革命的核心是对知识分子文化权利的剥夺。开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先声的人物，是一位主持国防科学研究工作的资深革命家、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自然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影响较弱，而国防科研的实用政治价值在政治家心目中是远甚于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史研究的，这也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政策调整为何走在前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