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学者的责任
作者：孙 歌
之所以造成这种种对立的看法，是因为竹内好与他同时代的左、右派知识分子都不同。他无法归入这两个政治性的类别，却又不曾超然于现实政治问题之外。他敢于处理那些只有被视为保守乃至右翼知识分子才处理的问题，比如“亚洲主义”的理念（对竹内好而言，他的思想课题要处理的并不是“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理念存在过、但后来变质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亚洲主义”）；他也愿意内在地逼问日本本土与天皇制意识形态有直接关联的“日本浪漫派”思潮的边界，试图打造“深入到对象所由产生的根源之处，进行内在的批评”的思想斗争方式，并强调说这是“打倒敌人的唯一的方法”（竹内好这篇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在五十年代末期被桥川文三称为推动了真正意义上日本浪漫派批判的契机。桥川的《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至今仍然是关于日本浪漫派研究的经典之作）；甚至对于东方知识分子几乎本能地接受了的关于“民主”的西方化想象，竹内好也试图用相当大胆的方式把它转换为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上述种种，当然给断章取义的阅读提供了不少把柄，使得一些学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相反，试图从竹内好那里寻找思想资源的学人，则往往避开那些不利于竹内好的事实，使用“三七开”的模式讨论他的主要贡献。可以说，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知识训练还没有提供有效处理竹内好的思想手段：毕竟，假如一个人被同时分裂为几组对立的要素，那么，恐怕出了问题的不是这个被割裂的对象，而是我们的认识论本身。
正是出于这个基本的状况，竹内好在今天仍然未能得到整体性的处理。断章取义的批判和肤浅的“三七开”式辩护，并不足以构成“竹内好研究”。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建立“竹内好研究”的学术视野，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正在错过一个认识论调整的契机。在日本和中国的学界，近年来相继出现了对于竹内好的关注，但是它尚未发展为对于已有认识论的调整，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竹内好正在被回收到已有的知识论框架中去。这个框架，其实是一个进化论的框架，它使得当今学人误认为自己处于历史的最高点，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和评点前人的一切，而不必考虑前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选择和决断。这个框架的缺陷，其实还不仅在于导致了历史认识的概念化与意识形态化，更重要的是，恰恰导致了现实认识的观念性。同时代史也是历史，对于竹内好的阅读方式总是与思考同时代史的方式互为表里的。在竹内好那里寻找贡献或者错误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社会分析中也同样只能面对那些固定的“结论”。
在一个事件有了结局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整个过程，特别是审视那些与结局不相一致的要素，我们可以很容易辨认各种层面上的“错误”。历史解读中最常见的所谓“因果解释”，依照的就是这个逻辑。因果解释，表面上看是从原因一路追踪到结果，其实在思路上，如果不从结果反过来上溯到原因，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但是，如果身处事件进展的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因果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效的。在一个复杂事件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信息不充分甚至也不能保证准确的情况下，任何判断都有冒险性，那么，正确与错误的可能就各占一半，根本无法根据结果来判断“原因”何在。更何况，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存在着更多的“灰色地带”，每一个点都具有多重可能性。在事件进行过程中，其实每一个选择的功能都不能同步评价，它是对是错，需要等到有了结局方能了解。假如仅仅抓住事情的结果，那么只能反过来从结果来推论事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判断其到底是对是错；而在通向结果的过程当中进行选择的每一个瞬间，就会被固定化：似乎一切都按照结局的规定，只能有一个选择。这样，主体在变动着的状况中进行选择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紧张感的行为，由于被结局反过来所规定，就被简化成了或对或错一目了然的手段。
其实，这本是历史学里面老而又老的问题。但是，这问题却老而常新。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把历史表述为确定的单线进化过程，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进行历史判断的时候充当事后诸葛亮：试想，假如你对一段历史进行裁断，那是否意味着你自以为自己比那段历史里的人物更高明、更“进化”？更重要的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读史，完全忽略历史过程的不确定特征，把历史过程置换为一个确定的对象。于是，从结果出发反过来判断历史行为的正确与否，就变成了读史的中心课题。这种“政治正确”的读史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难有属于读史的发现。
那么，如何在读史的过程中找到“发现”的契机呢？我想，阅读竹内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在竹内好一生的著述中，留下了很多名篇，它们之所以成为名篇，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它们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它们提问题的方式。竹内好始终没有把历史看作确定不变的实体，同时，他也没有直观地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可以直接左右社会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竹内好拒绝“事后诸葛亮”式的读史态度，一生中讨论了很多今天看来仍然是“问题”的问题，包括那些进步知识分子不愿意处理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日本，竹内好激励过至少两代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战后出生的一代，后者亦是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的主力；今天与这些人交流，他们仍然会说：竹内好构成了他们对于中国与中国革命想象的起点。
然而阅读竹内好的著述，你会发现，他的真知灼见并不表现为指点同时代史“应该如何”，不表现为给时代开药方，而是表现为对于历史流动性的高度敏感。他试图给日本现代史勾勒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充满转化契机的轮廓，并力求确认那些有可能使日本同时代史更具理性的转化要素，这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得以观察那段历史复杂性的历史文献。
竹内好对中国的想象确有“美化”之嫌。五六十年代之交，也的确有些中伤他的谣言说他“领着中共的津贴”。后来对竹内好缺少细读的性急学者，也片面强调了他中国想象中的理想化成分，忽视了他的“历史观”本身。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关于自己历史观的固定说法，我们只能通过细续文本，通过建立同时代史的脉络，来谨慎地建构他的历史观。
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进化论史观一直潜在地居于主导位置，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也有这个倾向。就中，特别是专攻日本史的学者，他们自觉地把日本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模式应用于历史分析，也应用于对于时代课题的分析。在战后日本学术领域内，日本共产党（当然，作为政治派别的日本共产党不断经受了内部的分裂与调整，并不是铁板一块）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曾经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产生了相当出色的学术成果。而且，由于这一类知识分子需要面对“政党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要求，他们在处理学术问题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困境，这就是党派之争的现实政治判断与学术生产所要求的精神创造自由之间的矛盾。为此，那些最优秀的学者尝试着以“科学性”统一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且确实也有些优秀的学者可以在进行精神生产的时候摆脱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比如石母田正与远山茂树，这样的史学家都表现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界的概念化缺陷的反思；但是，毕竟这种高难度的操作所要求的边界意识并非人人都可以模仿，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中很多人满足于使用“上纲上线”的方式进行学术生产；而即使在最优秀的史学家那里，当遇到日本史中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时，有时也会采取“政治正确”的简化立场，使得有些本该延展的问题被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