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编辑手记
作者:佚名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创新集中在形式的探求上,以晦涩、抽象和高度形式感的造型突出历史的深沉和凝重,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激情。但在好莱坞化日渐成为潮流之际,那种集中在摄影风格之上的形式创新逐渐地沦为商业性的标记:伴随着一代人逐渐成为市场社会的“驯服工具”,八十年代电影的政治性如今近于彻底地消失了。当代中国电影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作为当代最杰出的导演之一,侯孝贤的艺术探求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在台湾的政治生态和国际化的艺术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如今我们在台湾已经很难看到侯孝贤的电影了。但侯孝贤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不妥协。二○○四年,我们在另一个场域听到了他的声音:作为总召集人,侯孝贤联合台湾文化界、社运界、学术界六十多人成立“族群平等行动委员会”,发起“反操弄、反撕裂、反歧视”的宣言联署,直接地介入政治。这是他的艺术探索的中断,还是他的作为艺术家的政治主体性在另一个领域的展现?可以肯定的是:政治行动本身显现的是他的独立的气质及其对历史的思索,而这两个要素正是他的艺术生命的核心,也是他的艺术实践所展示的政治思考的关键。
艺术家的形式探索在一个时代里包含了政治性的激情和独立的历史思考,而在另一个时代里却可以成为一种毫无自主性可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关键的环节在于艺术家的政治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丧失。让人目眩的形式探索变成了时尚化的炫奇斗巧,却无法展示艺术家自身的独立价值,这也正是激发当代文学和艺术领域内有关“纯艺术”或“纯文学”讨论的主要诱因之一。问题也许不在于艺术家是否需要像侯孝贤这样直接地介入政治,而在于艺术家(或知识人)是否具有政治思考的能力,并以艺术的方式呈现这种思考。这一期的《读书》特别介绍了两位亚洲邻国的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日本戏剧家樱井大造的帐篷剧场实践,新加坡当代戏剧的代表者郭宝的戏剧艺术道路。这两位戏剧家在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开始自己的艺术实践,同时经历了此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但他们始终把艺术实践与政治参与结合起来,表达了各自独立的、批判性的政治价值——这里所谓的政治是他们对于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的自觉思考的产物,而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臣服。对他们而言,政治性是内在于他们的艺术自主性的。
如今,我们不时听到许多的抱怨和批评。从国家政策到市场主义,到处都是艺术探索的陷阱。然而,如果将艺术生命的枯萎仅仅归咎于市场或国家等等宏观要素,而不去思考当代艺术和思想本身的危机,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道路和可能性。在同样的氛围和语境中,不同的艺术家能够产生出不同的艺术实践,这一简单的事实也表明艺术家的能动性是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