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广场上的法兰西
作者：陈映芳
二○○六年五月一日那天下午，我对号入座一般，拿着照相机，赶到了位于巴黎十一区的共和国广场，等着看市民的大游行。与那段子略有出入的是，这是我预想中的访学活动之一，先几天法国朋友已给了我必要的信息：十四点，游行队伍将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经由巴士底广场，再到民族广场。我对正在巴黎留学的几位学生说：到广场、街头去看看吧，那儿应该是社会学者的field！
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共和国广场上那高举着橄榄枝的共和女神的雕像四周，人潮已经开始沸腾，鼓乐声伴着演讲声、口号声。那中间，我看到了许多童年时曾那么熟悉的符号和图像，一时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香风熏得游人醉的春天的巴黎。
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左翼团体的专利特权。就在同一天，另一些市民及其团体，参与了由极右团体国民阵线发动的另一场集会游行。上午九点，他们从市中心广场出发，一路行进到歌剧院广场。其间，他们的领袖勒庞来到现场，向圣女贞德像献了花，同时接受了他的崇拜者们的欢呼。
这就是法国，就是巴黎。城市的广场，在这里是为公民的自由表达而存在，它向所有的市民开放（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各种集会游行）。多数情况下，目睹这样一些街头、广场的政治活动，公众社会波澜不惊。在巴黎市民眼里，这些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亦是法国之为法国——“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基本的理由之一。
借由今年年初法国学生和民众成功抵制政府推出的《首次雇佣合同法》的话题，这一次访学期间，我曾一次次向法国的同行们提到法国的社会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疑问。
这些年来，在“世界向右转”的当口，法国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个反证：法国正面临全球经济发展压力和明摆在那儿的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持续攀高等严重问题，但国民与政治家一直还在为“社会公正”争吵不休，这种现象已经被称为“法国现象”，是不少经济学家想弄明白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左右共治”也成了各国政治学家的一个议题。不仅学者，当今全世界的媒体受众，多多少少都知道了法国的不同寻常或不可思议：它在国际上曾坚决地向美国发动的战争说“不”；但它在国内差点让极右分子上台，随后又轰轰烈烈地将总统选举演义成了痛击极右势力的全民公决；它有全世界最好的“从出生到死亡”的福利保障系统，但忽然就爆发了一场下层青年的骚乱；法国的工薪劳动者一周只需工作三十五小时（每年还有五周带薪休假和十一天国定节假日），而失业率达到10％（其中二十五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可是政府的改革努力不仅遭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了全民性社会运动，最后政府只能妥协了事（《首次雇佣合同法》最后由总统颁布，但宣布暂时不能生效）……“动不动就爱上街游行的”、“浪漫而懒惰的”法国人，不仅招来了外国观察家们的苛评（他们好像比法国人更关心法国的命运），也让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充满了不解和妒忌，包括在法国的中国人，人们对倒霉的法国政府满怀同情，许多人在等着看“不思改革的法国人”的好戏。
对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世人有诸多的隔膜和盲点。
在法国，几乎所有回答我疑问的学者都不怀疑这一次由学生运动起始的抗议CPE的社会运动的正常和正当。粗粗归纳起来，可以理解为这么三层意思：首先，人们多承认改革就业政策的必要性，但是，政府为什么单单要拿年轻人来开刀?其次，这个政策的出台，没有听取民意特别是作为重要利益人群体的青年的意见，决策过程少了公民参与这一环节。最后，十分关键的一点，这个法案，让雇主可以随意解雇职员而“不需要任何解释”，这违背了劳动法，涉及到了人权的大问题。
总理德维尔潘上任以来雄心勃勃，他的“百日战役”就以民众期待的就业率为目标：“就业，就业，还是就业。”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作为两名最有希望角逐二○○七年总统宝座的政治明星，德维尔潘和内政部长萨尔科齐间的竞选热身赛已经暗暗开始。选民们不能不对他们的政治意图有所警觉。与此同时，工会组织和在野的左翼政党对于新政府或者可能采取自由经济的手法刺激经济增长、或者可能减少社会福利的政治动作，也理所当然地在着手阻击。所以，不难理解，在许多人看来，政府这一次的新法令之所以拿年轻人的雇佣保障做文章，是一场政治秀：为了绕过正面的政治阻力，新政府避过敏感的社会福利制度（每次福利制度改革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也避免直接损害多数在职者的利益，结果，“二十六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了他们政治游戏的试验品。“他们这是拿年轻人当成了政治人质。”一位教授这么跟我说。而且，对政绩工程求胜心切的德维尔潘显得过于粗暴，他不顾全国百万学生上街抗议的事实而试图强行通过新法案的政治姿态，触犯了众怒。当然，最后各大工会、各种政治力量全面卷入并成功地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应该说，还与这项法令违背了法国人的某些普遍价值有关。
法国的政府官员曾一再启发老百姓：CPE给雇主松绑，是“为年轻人好”，是“法国利益”的需要。外国评论家们也觉得法国人对现状缺乏担忧，连这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都无法接受，不可理喻。他们都有点看低法国民众的智力了。很多人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另一个并不复杂、却非常要害的问题：《首次雇佣合同法》关于雇主可以任意解雇职工而不需任何解释的新规定违背了法国最基本的劳动法（法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全部批准国际劳工组织七项《基本劳工公约》的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这本是法国的骄傲）。
对于法国的社会运动，局外者其实多只是（或只能是）在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景逻辑做出推测和判断。包括我们，我们的价值观、社会发展观，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断裂与张力，政治力量对大众的动员与操纵，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对立、大民主的想象等等。这些固然可能是适用于各种社会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观察视角或分析工具，但对于理解法兰西民族，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就以这一次的全民反对CPE运动来说，当世界各国对法国人的选择发出种种质疑时，法国人也在表示不解：就业率比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更重要吗?公民上街有什么不正常吗?
不能不注意到，他们更多的是在谈另一些层面上的问题：正义，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还有对广场政治的正当性、必要性的高度自觉。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解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理念的法兰西精神，那也是他们的立国原则。但在这一种价值理念与公众的政治态度之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无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这里我且称其为法兰西政治文化。
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一方面连结了作为普世价值的法兰西精神，另一方面连结了法国民众的政治行为模式，以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对这种政治文化的理解，首先需要从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这是一种将价值理念与民族认同融合在一起的文化：在法国人的民族认同中，“法兰西”与其“精神”已经难分难离。同时，这种政治文化也与它的政治制度形成一种血肉相依的关系：“法兰西”作为一个“共和国”，与作为共和国立国原则的“法兰西精神”，已经成为绝大部分法国公民的基本的文化自觉。一种为国民（包括政府官员自身）所共享的、由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政治文化的存在，是法国之为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巴黎，作为市民的“第二个客厅”，多姿多彩、大小不一的广场，一直是市民政治表达的最重要的舞台。在广场上，法国人扮演他们作为公民、作为市民的社会角色，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而且，大多数成年人也将教育年轻人学会扮演这种角色视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成年人职责。在家庭内、学校里，年轻人的广场政治活动受到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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