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内部人
作者：佩里·安德森
《十字路口的美国》分三部分。首先，福山追溯了当前新保守主义的源头。福山从一群大多数是犹太人的纽约知识分子讲起，这些人早年是社会主义者，但在冷战时期团结在美国国旗下，而随后美国在越南打击共产主义之时，他们则坚定地站在了“新左派”（New Left）一边。没过多久，他们超出其自身领域之外而涉足社会议程：他们在由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主编的《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上逐步开展对福利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时，他们从身在芝加哥的列奥·施特劳斯那里汲取了哲学深度，并从阿兰·布鲁姆及其弟子们那儿获得了文化活力，从而在道德上对六十年代的松垮态势提出反对。在军事头脑和专业技术方面，他们仰仗的则是反导能力理论家、电子战争的预言家和核武器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特德。福山说，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亲自参与了全部活动。但在评价这些人的时候，福山却显得心平气和，即使偶置一辞，也对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混合体的潜力轻描淡写。他更看重的是这些人在共和党的基础上与更宽泛和更受欢迎的保守主义——对小政府、宗教虔诚、民族主义的信仰——的最终汇合，正是这种汇合造就了一股支持里根总统崛起的政治潮流。
但福山指出，保守势力的最大成功（冷战的胜利）也包含了新保守主义行将毁灭的苗头。其原因在于，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妄尊自大地以为具有了改造整个世界的能力。由于夸大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在苏联骤然解体中的作用（实际上苏联解体源于内部衰坏），一批更为年轻的思想家——其中出类拔萃的有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开始相信，美国在其他地方也会以相当的速度将暴政推翻，把自由播撒。福山认为，正是这种幻觉导致了伊拉克战争。入侵伊拉克的谋划者们不仅忽视了中东殊为不同的政治地形，而且不听新保守主义前辈们针对唯意志论者的社会工程规划的警告，从而使美国蒙受了一场灾难，而从中恢复则需要数年之久。毫无必要地诉诸单边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增强美国的国际地位，反倒大大地削弱之，使得美国被世界舆论所孤立（美国首先就得罪了其欧洲盟友）。
在书的余下部分，福山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对外政策，旨在使美国回复到在世界中的应有地位。这种政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A realistic Wilsonianism），即保留新保守主义信条的精华部分，同时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其他各文化难以驾驭的性质和美国自身实力的限度，并将上述两者进行调和，从而把先发制人作为最后手段予以保留，把推广全球民主作为最终目标。在这种政策下，美国将与盟友们进行磋商，更多依靠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同时，此政策还要求美国依照社会科学的标准来在别国进行国家建设，并鼓励新的、交叠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传播，从而绕开联合国的僵局。福山的结论是：“美国行使其权力的最重要手段不是通过运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美国对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
在《十字路口的美国》的三重结构中，论证的关键在中间部分——批评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方式。在评价自己所属的阵营以及该阵营在战争准备阶段中的作用时，福山可谓头脑清醒、颇有见地。但他的论证给人一种错觉，即似乎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军开赴巴格达的根本动力乃是新保守主义者。如果美国要重回正轨的话，首先要纠正他们的思想。
事实上，力主入侵伊拉克的上层人士远不止共和党内的个别派系，许多自由派和民主党人也包括在内。其中也不是只有提出最为详尽的袭击萨达姆·侯赛因的计划的克林顿当局官员肯尼斯·波拉克。比如，林登·约翰逊之侄、另一个为克林顿国家安全机构之骄傲的菲利普·鲍比特，就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摧毁流氓政体、高扬人权的军事干涉进行了理论化，其理论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他那皇皇九百页的巨作《阿基里斯之盾》（The Shield of Achilles）以对美国必须准备面临的战争场景的生动描绘作结，具有宏大的历史抱负。相比之下，《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写手们显得势单力薄，新保守主义者中无人写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东西。而在自由派阵中——比如伯尔曼（Berman）和依纳铁夫（Ignatieff）之流——却不乏此类为远征中东大力鼓吹之人。此中并无背谬之处。实际上，民主党人将国家主权弃作明日黄花而在巴尔干国家发动的战争，正是共和党在美索布达米亚发动战争的直接前提和论证基础——只不过在借口方面，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科索沃的灭种屠杀更夸大其词而已。“美国的海外帝国”（这个叫法是福山允许自己出现的罕见失误）历来都是两党联合运作的，并将继续如此。
此外，即使在共和党阵营中，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是驱使布什政府进军伊拉克的诸多因素之一，并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权威研究认为有六个“地空导弹车”式的人物为战争扫清了道路，福山仅仅忆及了其中的保罗·沃尔福威茨（他原本是民主党人）。而三个策划袭击并为之进行论证的主要人物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赖斯对新保守主义都不感冒。福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给出解释，而只是说“在此问题上，我们不知道他们观点出自何处”。那么，在他描述的群星中，他自己身在何处呢？他用一种颇具误导性的漫不经心的口气说，在人们尚未想到袭击伊拉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打算“适当地对伊拉克采取强硬立场”，而后来战争发动之时，他则表示反对。
福山的记性看来很差。一九九七年六月，福山与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丹·奎尔、沃尔福威茨等人一起创立了“新美国世纪规划”（Project of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声称其宗旨在于倡导“一种军事力量和道德纯洁性相结合的里根主义政策”，用以“在海外推广政治和经济自由”。一九九八年一月，他作为十八个签名人之一以该项目的名义给克林顿写了一封公开信，力陈“主动采取军事行动”以保证“将萨达姆政权搞倒”的必要性，并宣称“美国拥有联合国决议的授权采取必要步骤”来做这件事。四个月之后，政府并未采取此等行动，福山又和其他人一道予以大力谴责，认为政府是在“向萨达姆投降”，并称政府的不作为是“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威信无法估量的打击”。
在布什治下，该规划重返攻击立场，于是福山再次挺身力主猛攻伊拉克。二○○一年九月二十日，就在“九一一”事件后一周多一点，福山再次联名上书，此次他不管“九一一”事件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如何，甚至也没有煞费周章地提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忧虑，便径直要求开战：“伊拉克政府可能以某种形式为袭击美国提供了协助。但即使有证据显示伊拉克跟此次袭击毫无关系，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努力也是任何旨在根除恐怖主义及其协助者的战略的应有之义。美国应发挥军事力量给伊拉克的反对派提供一个‘安全地带’，使其得以开展行动。”这还不够，签名人又补充道：“任何反恐战争都必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并且准备“以适当的手段报复”其支持者叙利亚和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