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家族架构与公司架构
作者：张 鸣
不过，当年欧洲的封建国家，是在蛮族入侵颠覆了古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多是武人的联合体，封建主和国王之间，实际上是共生的，彼此间往往不见得有血缘关系，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其主干部分，却是统治家族内部，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亲疏远近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和结构。在王朝的框架内，嫡长为天子，余子封为诸侯，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到了诸侯层次，则继承爵位的嫡长为大宗，其余的封为卿大夫为小宗，依次类推，到了士这一层次为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士以下就变成平民，也就是说变成被统治者。这样的封建制，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属于一种家族架构的层级治理形式，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经常批判的“家天下”模式。
相对应的，自春秋开始孕育，到秦统一定型的郡县制，由于治理不再依靠血缘家族成员，而是设官分治，由官员代表皇帝统治，所有的官员（管理者），都是皇帝的雇员。这样的制度，实际上要算是“公司架构”，很有点像现代社会的公司企业。
显然，从统治绩效上看，公司架构的国家机器更有效率，能够比较好地利用土地、知识、人力甚至商业资源，可以动员比封建制国家更大的力量，从事战争或者其他规模较大的建设事业。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从春秋到战国，留给人们最明显的印象就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高。春秋初年几百乘战车几千人参加的战争已经算是大战了，可是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动辄用兵十万，甚至数十万。作为最费钱的一项买卖，战事的规模和烈度，可以折射出郡县制的效率。套用一句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可以说，郡县制的目标选项里，效率是优于稳定的。
当然，封建制也不是一无是处。作为一种传统农耕社会中的政治制度，它的稳定性无疑是最强的。嫡长继承余子降封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排除了可能的继承纷争。相应的，宗法制度也是一个相对稳固的等级制，所有人的身份、地位，在一出生的那一时刻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位置，只取决于他的父亲是谁，他从哪个女人肚子里出来的，嫡还是庶。等级排列的标准非常单一，只有一个血缘标准，所以等级排列的清晰度非常高。如果配之以相应的礼乐制度，在一个生活相对固化的农业社会里，如果制度目标的选项第一位是稳定的话，那么封建倒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在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我们历史盛传的“三代”（夏、商、周）的礼乐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集祭祀、宴飨、游乐、教育为一体的仪式，贵族们通过这种定期的仪式，在钟鸣鼎食、抚琴鼓瑟、投壶复射加上诗礼答问之间，即使不能完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各自认同了自己的位置，认同了整个的秩序。从另一个角度看，封建制也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制度，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封建者，都不用设置太多的官员，配备财政、审计、监察机构，甚至不需要常备军。
当然，这种美好的境况，最终是被破坏了。封建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它的维持，全赖王室对于征伐礼乐的主持，同时需要不断地对外扩张，以满足不断分封的需求，可是王室的扩张能力往往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旦扩张的步伐减慢乃至停滞，就不得不自削王室的领地以满足分封，这样就损害了王室的实力，久之，封建的秩序也就难以维持了。国都残破，平王东迁，势必“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乱的结果最终是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这个转换，不仅留下了许多关于“三代之治”的幻觉，和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也给后来的史家，留下了许多疑问。古代的中国，在三代和春秋战国之间，虽然有些许的变化，工具有若干进步和商业有略微发达，但无疑仍然都属于典型的农耕社会，这种社会，选择宗法封建形式的政治结构，应该也是合适的，因为它稳定而且成本低。但问题在于，商之代夏，周之代殷，都是处于政治边缘的某一势力的崛起，整体取代。取代完成之后，原来处于文明中心的文化和制度，当然不会被抛弃，因此，孔子认为，周礼、殷礼和夏礼之间，具有袭承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所谓的三代之间，实行的是大体相近的制度（当然周制应该在宗法封建方面更具特色）。而在东周时代，类似的整体取代的势力尚未形成，楚和秦有些类似的气象，但毕竟力量不足，而且受到中原强大的诸侯齐和晋的抗衡。因此不可能在制度还没有大的变革之前，实现整体取代。更关键的是，春秋竞争中的各个诸侯甚至大夫，在竞争过程中都意识到了直接控制的好处，纷纷想方设法强化自己的力量，开始了大规模的设官分治的历程，县和郡，都出现了（县出现在郡之前）。在这个过程中，士或者士以下的平民读书人的作用日趋明显，他们成为日益增多的官职的受益者，而士之间的竞争，则体现为一种知识的竞争，不仅促进了私学的兴起，而且使得统治者最大限度地享受到了知识资源的好处。诸侯和大夫之间的竞争，也体现为对知识资源利用的程度，这就更加促进了制度的变化，使制度向着官僚化的方向转进。今天我们一谈起官僚制，头脑里出现的往往是僵化、保守、低效率这样的概念，但是在那个时代，官僚制其实是效率的代名词。原本处于边缘的秦和楚，也由于文化的交流，被迅速卷进这种竞争之中。从春秋到战国的竞争过程中，凡是传统抛弃的越是干净，集权越是彻底，旧贵族势力被打击得越狠，知识资源利用的越是充分，就越是占有优势，最后的胜利者秦，理所当然地是这种新制度和新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所以，秦统一后，由于政治学理论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缘故，即对距离最近的成功经验的习惯性依赖，必然会选择郡县制，不再封建，封建制对秦的统治者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因为他们统一的时候，离这个制度的全盛时期，已经有四百多年之遥了。也就是说，秦之代周，不是一个直接的整体取代，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个过程，到了战国开始，周的名义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用柳宗元的话来说，“周之丧久矣”，秦的天下，实际上是跟六国争来的，竞争中，有别于封建制的新制度，得到了很充分的验证，所以，新的时代，只能以郡县始。
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制度形式，郡县制也是如此。按道理，这种制度是一种“公司架构”，但后来的王朝毕竟是有姓的，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一家之私。在一个农业社会里，信任或者依靠自家人的信念永远都是有效的，这种传统，不可能不影响到制度上面。可以说，在秦以后的王朝的制度框架中，虽然公司架构占据了主体地位，但家族架构的幽灵却一直在徘徊。两种架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像一对总在打架的导演，一齐出场，演出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制度分分合合的悲喜剧。
自战国以降，西周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虽然在名义上，天下依然属于一姓，但在结构上，家天下已经成为不可能。无论皇帝有无此自觉，“与二千石（官员）共天下”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在王朝的意识层面，至少皇帝还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辖境想象成一个大家族，而自己是这个大家族的家长，即所谓天下之大父，而皇后则“母仪天下”，历朝历代所谓“以孝治国”的意识形态，其实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家天下的沙滩楼阁之上的，一旦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关口，皇帝天下父的幻象也就撑不住了。做了皇帝的曹丕一次问群臣：“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群臣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只有邴原勃然对曰：“父也！”到了关键时刻，君臣关系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不管平时装成什么样子，大家彼此其实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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