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中国之前的中国
作者：罗 丰
这时，安特生在中国已经度过第五个年头，他最初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为农商部的矿政顾问被聘来华的，中方的目的是请他协助寻找铁、煤等急需的矿物。中国大地战乱频繁，尽管到处充满险恶，在来中国第一年安特生竟然幸运地发现大型铁矿，这令政府喜出望外，袁世凯大总统接见了他。以后的日子安特生的幸运并没有得到延续，正如丁文江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怎样利用一个著名的地质学家。这却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新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它的负责人丁文江接纳了安特生，对安特生调查古生物化石的计划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几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安特生奔走于许多化石发现地点，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在一九三四年安特生出版的自传《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文化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系列幸运的环境使我几次成为开拓者。一九一四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的人。一九一八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一九一九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
再下来是黄河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奉天沙锅屯堆积和周口店遗址这个著名的洞穴，安特生化石研究的不幸降临在一九一九年，这年他将在中国收集到的八十二箱动植物化石寄给远在瑞典的赫勒教授。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驶往欧洲途中瑞典船舶“北京号”遭遇风暴沉没，安特生的化石也真正的石沉大海，这使他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据说从此安特生的兴趣由古生物和地质学转向考古学。
与绝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也曾经深信安特生转向考古学纯属一个偶然，是他以地质学家加古生物学家的丰厚知识，在发现仰韶遗址以后的转向，才有中国史前考古突破性的进展。然而，近年来公布的档案几乎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法，这并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有心栽花才是那个结局的初衷。著名考古学家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为支持安特生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而专门向瑞典基金会写了一份备忘录，时间是一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蒙特利乌斯对考古学贡献最大的方面是他在类型学上的研究，被译为中文的有《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他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欧洲文化的根源来自东方。如果要了解蒙氏的这类思想，我们不妨引用他在《备忘录》中的话：
一般来说，类似的发展阶段(指石、铜、铁器时代——作者注)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过。 (略)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习见的相同的发展序列，也确实发生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如此广阔而重要的中国，对人类文化历史的知识该是何等重要。(略)现在看来，中国的发现正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相似。这些国家正如中国一样，有大量令人敬畏的古代艺术品。那些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史前时代的记忆只偶尔引起收藏家的关注，因此，它们很少能够保存下来。(略)如果安特生教授照他在他的备忘录中所说的计划，去及时收集和发掘的话，中国的问题也可能解决。
虽然蒙特利乌斯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少了解，但他凭借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做出的这些评价，一定对安特生产生过重要影响。蒙氏在文本的最后写到了民族主义是他希望执行这个计划的动因：
要让呆在瑞典的我们认识到这项计划之于我们这个小民族的伟大意义——如果瑞典科学家能被认可把阳光洒在文明古国的远古历史上，如果这些瑞典科学家的工作在脑瓜灵活的瑞典人的强大的支持下能够实现的话，说明我们并不是浪费口舌。
瑞典虽然是一欧洲小国，但并非在政治上没有追求。十九世纪末，在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利益的催动下，欧洲大陆掀起了探险热，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是这股热潮的助燃剂，瑞典王室积极支持着包括斯文·赫定在内的中国考察活动。安特生本人是这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间，他参加北极探险队和南极考察团，与人合著《南极》一书，并获得世界声誉。他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的论文，就是利用自己在北大西洋熊岛上的地质考察材料写成。蒙特利乌斯支持的结果使安特生获得了瑞典国会表决通过的巨额款项，当然，安特生从蒙特利乌斯那里获得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学术上的非常信心。
一九二○年深秋季节，安特生把作为助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为使刘长山更多地了解其所需的调查对象，还让刘带上了石器标本。很快，刘长山回到北京，使安氏异常兴奋的是他带回六百余件各类石器，它们的目标指向只有一个——渑池的仰韶村，两年前安特生曾到过的地方。一九二一年十月，经过精心的准备，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安特生来到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同行者有后来著名的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人类学家步达生也参加了短期工作。中国考古学掀起了划时代的一页，一切有关中国最古老年代的知识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安特生的回答是，答案不在发黄的古书中，而深埋在地下。他的报告书《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叙述了仰韶遗址的地层，描述发现的遗物：灰陶、黑陶的鬲、鼎；红陶的盆、罐，彩陶的碗、罐残片，石斧、石刀、石丸、石簇、石环、网坠和骨锥、骨铲、骨针等。出土品中没有任何金属器，只有石器和陶器。此处不厌其烦地详细罗列这些制品，是因为现代考古学家透过这些物品可以轻易地看出，这个遗址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远古社会，并且在闲暇的时段也从事捕鱼、狩猎活动，用于弥补谷类食物的单调。安特生在缺乏同期材料的情况下，用人类学的方法比定了仰韶文化的性质，当然现在看来方法上略显粗糙，但并不影响他结论的正确性，因为他看到了仰韶文化的本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从而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
一九二三年，安特生的报告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这其实和彩陶研究本身的发展轨迹有关。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东和欧洲东部已经发现若干彩陶，并且发现地点向小亚细亚推进，在当时俄属的突厥斯坦安诺(Anau)也已经发现这种彩陶。对于安特生的发现，人们很容易将之和西方、中亚联系起来，受到关注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在中国当时文化界的上层，安特生受到丁文江、胡适等人友好而周全的礼遇，很快，他们对安特生的工作结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胡适在一九二二年三至四月的日记中数次提到安特生，并在四月一日日记中详细地讨论了安特生在河南仰韶发现的遗物， 尤其对带孔的陶甑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认为看见古人的聪明。丁文江则从深信《禹贡》记述，变得怀疑商朝之前记载的可信，并用安特生的成果来批评葛兰言的《中国文明》一书，指出葛氏看法“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现代考古已经证明有过一种新石器的晚期时代，是青铜时代的祖先”。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后来在一本研究安阳殷墟商代考古发现的英文著作《安阳》(Anyang)中，用数页的篇幅专门介绍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并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考古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有了这个案例，旧的史学家自然无话可说，新的史学家因此开启了一个收集史料的方向。安特生的成绩不但对学界有冲击，也因此改变了普通大众的知识体系，按照李济的说法，十年以后连乡下的小学生都知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