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从北京到南通（之三）
作者：曾昭奋
桂林已经有了二千一百年的历史，但是，公元二一○○年之后，还有桂林吗？
唐代大文豪韩愈把桂林当成美女，“江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则把桂林之美譬喻为祖国的笑容：
桂林的山，
桂林的水，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充满了亲切感和时代感，境界高远。
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张宣传桂林新貌的照片：一溜新建的居民楼，两层高，坡顶，尺度和形象与山水相和谐，成为桂林的一张新名片。五十至七十年代，北京、广州的建筑师和桂林的建筑师一起，设计了月牙楼、伏波楼、白龙桥、杉湖岛上水榭等与山水结合的建筑，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桂林是吴先生最关注的城市之一。一九七八年吴先生重来桂林时，在有关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讲，对桂林城市规划、山水景观、建筑设计等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桂林既有城市之美，又有山林之美，建筑与山林交织一体，自然美与建筑美相融合。这个特点是世界风景城市中所少见的，当然也为城市发展出了难题。”正因为是“难题”，更加不能粗心大意，更加不能随心所欲。当时，他就对桂林某位领导同志的话提出了批评。那位领导说：“（风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果真如此，也就不存在什么“难题”了。
在桂林总体规划（一九八五至二○○○）完成之后，吴先生亲自率领自己的学生赵大壮、文国伟等，于一九八七年底完成了桂林市中心区详细规划。吴先生指出：“历史上的桂林以其‘山—水—城’的有机统一与平衡构成它特有的模式和独特的城市景观”，“如果破坏了它的有机与平衡，例如由于城市的无限扩大，使自然空间与风景相对缩小，再加上土地的混乱使用，高层建筑的杂乱建造，山与水因之相对逊色，则桂林就有降为一般城市的危险。”因而，这个详细规划特别强调“保护自然山水景观与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维护“山—水—城”的独特模式，对建筑物的高度、建筑物与水边的距离等因素加以严格控制，维护其“自然的山水景观与历史文化名城特征”。但是，过了不久，桂林即决定在伏龙洲建设高层宾馆，严重威胁城市山水风貌，置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于不顾。此举引起全国规划界建筑界的严重不安，争论直接反映到国家建设部。吴先生回忆说：“当时反对的意见得到建设部叶如棠部长的支持，那个大厦终于没有建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的更替（“新官上任三把火”），建设项目的匆匆上马，谁又能够及时地、有力地来维护桂林的合理的山—水—城的和谐格局呢？
近年来，桂林完成了两江四湖（漓江、桃花江，榕湖、杉湖、丽泽湖和桂湖）环城水系的清理和沟通，水滨和风景区的景观绿化也旧貌换了新颜，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流连休息的绿色环境。与此同时，市中心区的新建筑也放胆长高长大起来，与青山比高低，与绿水拉近乎，江面上架起了进口的桥梁，杉湖上出现了高高尖尖的铜塔（据说铜塔的高度还创了世界纪录）……水面上，挤满了高楼的倒影，而青山则蹲在大厦的背后。再发展下去，总会有山穷水尽的一天。
吴先生已经多年未到桂林。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他时，他沉默了。北京有北京的难题，桂林有桂林的难题。建设部部长叶如棠管得了桂林的高楼，管不了北京的大厦；管桂林管一次，能天天管、月月管、年年管吗？
当桂林涂上胭脂，露出金牙时，她的笑容仍那么美吗？
叶如棠
吴先生谈北京、谈桂林，多次提到叶如棠部长。
叶如棠一九六五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任上，被点名荣任国家建设部部长。当了两三年部长之后，却被降为副部长。但他心安理得，真正能上能下，照样兢兢业业，文质彬彬。他曾回忆说，当时被提名做部长候选人者还有长春市市长宋春华、武汉市副市长赵宝江和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他们也是六十年代中期清华建筑系的毕业生。后来，宋春华、赵宝江当了建设部副部长。加上周干峙副部长，前后共有四位部长、副部长是自己的学生，这对吴先生的事业是莫大的支持和安慰。师生的情谊，学识的承传，共同的理想，化作了建设祖国的智慧和动力。中国建筑学会前后两任理事长是叶如棠、宋春华，吴先生一直任副理事长，同样心安理得，其乐融融。
记得是一九五九年年底，我第二次来到桂林。我们一个小班（建筑学专业城市规划专门化）的同学在桂林实习。正逢国庆十周年，建设部在桂林举办一个城市规划展览会。我们正在参观展览。年轻的女讲解员动情地朗诵完韩愈的诗句，开始讲解桂林城市规划方案。突然跑进来一位官员（大约半年后，才晓得他是建设部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命令我们立即离开展厅。接着，进来几位干部或首长或专家模样的人。他们也来参观展览，所以要“净场”，要把我们统统赶走。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经过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九年两次运动的教训，已经变得十分驯服，没有异议也没有愤怒，像一群羔羊一样被赶了出来。——此时，我见到的桂林山水，一下子变丑了。
此事与桂林无关，但发生在桂林。此事也与建设部部长叶如棠无关，他当时大概还是清华建筑系一年级学生。后来遇到叶如棠部长，我就想，如果是他当部长，一定不会发生那次“净场”的事。他仍然那样文质彬彬，跟当学生时差不多。他写得一手好字。一九九四年，我请他为一个拟议中的杂志题词写刊名，他都写。隔了一年多，他还记起这事，问我那杂志办得如何了。其实那个杂志已胎死腹中，并没有办成。
叶如棠当部长、副部长时，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一位政府官员兼任建设学术界的头头，有些人可能只视为荣誉头衔，而叶如棠却当得认真，不负众望。一九九三年，国际建筑师协会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会议，叶如棠亲自率领中国建筑师代表团与会。会上，包括中国在内，共有六个国家的代表团提出申办一九九九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鉴于过去中国曾三次申办三次失利的经验，这一次中国代表团在叶如棠主持下做了极其周全和认真的准备，终于击败其他五个国家，争得了世纪最后一次大会的主办权。其后六七年间，叶如棠作为建设部副部长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作为一个资深建筑师，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让中国的青年建筑师和建筑学学生能优惠或免费参加这次世界大会，他多方设法为大家筹足了经费。北京会议胜利举行，会上通过了由吴良镛先生起草的《北京宪章》，并授予叶如棠“为促进建筑事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奖。吴先生认为，叶如棠获此殊荣当之无愧。中国建筑界同仁，尤其对比当年中国申办二○○○年奥运会失利，更对叶如棠的努力和智慧，深表感激和钦佩。
曲阜
曲阜是以孔庙、孔府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一座“庙城”，旧城墙早已被拆除，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城市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九七九年，清华建筑系师生在吴先生亲自主持下，在曲阜进行调研考察，并为曲阜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议，建议以旧城为中心，以东西、南北二轴组成“十字花瓣”形总体布局，东为新城区，西为文教区，北为孔林，南为“雪泉”文化风景区，保持旧城的历史风貌，突显旧城的文化价值。吴先生说：“这个总体布局模式基本上为主管部门所接受。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新建筑的选址和体量、造型却已留下遗憾。当时，吴先生对在旧城鼓楼前已经建成的新华书店和陋巷附近正在动工的剧院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喧宾夺主。省领导已同意吴先生的批评，打算对已动工的剧院加以修改，减小体量，另塑体形形象并改作他用。吴先生说：“结果还是被‘钻了空子’，建了起来，与旧城风貌极不相称。”对此，吴先生有点愤愤然。这类问题，在北京、桂林、曲阜都比较突出，在上海、厦门就显然宽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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