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一段心灵之旅
作者：张信刚
我们除了在这间饭店吃了一顿简便可口的午餐，还做了另一件事。出发前我通过土耳其驻香港总领事馆，希望能在伊斯坦布尔与著名作家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会面；土耳其外交部追踪到正在印度旅行的帕穆克先生，并把我的要求通知了他。我们带着他的电话号码来到伊斯坦布尔，没想到却遇上几年来罕见的大风雪。除了一些行程要调整外，最恼人的还是没法联系上帕穆克先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行程只剩下两天，与他会面变得更为紧要，因为他的新著《伊斯坦布尔》（Istanbul）正是电台与电视的讨论热点。吃午饭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想到不如试着发一张传真给他。餐馆经理也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说：“帕穆克先生是我们的好顾客。”
翌日上午，我接到帕穆克先生的来电；原来他前一晚才回家。他提议在离哈吉巴巴餐馆不远的枢密院酒店(Divan Hotel)一起吃晚饭。走进餐厅，我一眼就认出了帕穆克，他的模样跟《我的名字叫红》封底的照片完全一样。进餐时我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细密画艺术，因为《我的名字叫红》的故事情节就由此展开的。我们还谈到伊斯兰社会的前景，过去十年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土耳其人的心情等等。回想起来，这整个景况真有点超现实的意味。
二○○三年夏天，我和家人乘邮轮度假；动身前，一位朋友知道我对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兴趣，特别送给我一册《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一本以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在邮轮上一周光景，我竟沉迷于这本情节交错、行文生动的小说。就在这次旅程中，我们夫妇俩决定到伊斯坦布尔过二○○四年的春节。
初次接触穆斯林，要追溯到我在山东济南的孩童时期：那时我有一个邻居同学，衣着举止与大家完全无异，但从来不留在我家吃饭。他说他家是“回民”，怕在我家错吃了禁忌。在台北成长期间，时常与同学去新生南路上的天主教堂，教堂旁边矗立着一座庄严但孤寂的清真寺，可它从来没有引起我进去窥探一下的好奇心。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的圣诞新年假期，我们一家人到西班牙旅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及星罗棋布的堡垒，深深打动了我；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Moors)对西班牙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影响，特别令我倾心。正如同我是通过海明威的笔初步认识二十世纪的西班牙，我又从另一位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笔下的故事，初步认识到从八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出版于一八三二年的《红堡的故事》(The Tales of Alhambra)，读来饶有情趣，尤其是像我这样曾由塞维利亚（Sevilla）游历至格林那达（Granada）的读者。直至一四九二年穆斯林被逐出西班牙，科尔多瓦（Cordova）,塞维利亚,格林那达先后是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无论清真寺、宫殿、花园，都是那么高雅精致；它们之兴废沧桑，又是那么引人入胜。我读到又看到八百年间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阿拉伯人称之为Al-Andalus)的痕迹；其间小国林立、君王兴替，使我立即成为一个西班牙穆斯林历史的热爱者。自七岁听到“回民”一词以来，我初次对伊斯兰产生强烈的兴趣。
西班牙虽位于伊斯兰帝国的西陲，却是中世纪欧洲最先进及开明的地方。在摩尔人统治下，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和睦相处，农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之高和品种之多，称冠欧洲。西班牙学者更把阿拉伯文和希腊文作品译成拉丁文，让全欧洲人可以阅读；“摩尔”人治下的西班牙堪称“涕泣之谷”(Vale of Tears；中世纪天主教会对现世之称谓，意指苦难重重)中的一盏明灯。
当我刚对伊斯兰文化产生兴趣时，亦即是西方试图从霍梅尼所启迪伊朗革命的冲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一九八三年，我在麦基尔大学图书馆的旧书销售会上买得一本《哈吉巴巴历险记》。此书是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rier）的作品，一八二四年于伦敦出版，我购入的是一九三七年的版本，附有许多塞鲁斯·勒雷伊·巴尔德里奇（Cyrus LeRoy Baldridge）的插图。巴尔德里奇为准备这些图画，还特地在伊朗游历了整整一年。
莫利阿是奥斯曼帝国一位英国商人之子，他于一八○八至一八一五年间在波斯任外交官，并乘机四处游历。历险记的主角哈吉巴巴是个理发匠，但受命运拨弄，浪迹波斯各地，财富屡经变动。当时欧洲人对东方充满好奇，但知其底蕴者则甚少。这本流浪冒险式的传奇故事书，为莫利阿带来相当的名声和财富。
这部书文笔流畅幽默。我狼吞虎咽，想以最快的速度阅览全书；但由于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地域及社会习俗不甚了解，因此阅读要快也快不起来。读完这本书，我对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十九世纪波斯人的生活，好似有了一些认识。我察觉到作者在描述到一些喜搞诡计、贪赃枉法的角色，甚至是主角哈吉巴巴的时候，笔下总流露出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嘲弄。至于书中文字或插图所呈现的内容，我一如十九世纪的欧洲读者，没有知识去判断孰真孰假。
但是，我并非没有历史意识。当我读到巴尔德里奇评论古波斯及二十世纪的伊朗的区别时，我觉得他的观点令人起疑。巴尔德里奇表示，莫利阿已过去一世纪了，哈吉巴巴时期的波斯古物已被现代器物所取代；他感伤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的消逝，写道：“‘东方’与‘魅力’是同义词。波斯是一块东方土地，一直以绣花地毯、抒情描述的波斯式花园、欢乐的细密画，以及人物装扮可爱奇妙的古老故事为特征。事实上，地毯的花野绣饰和细密画，追忆着在这片满目寂寥的荒野上短暂但是玄妙的春天。而政府却借现代主义之名，以法令废弃了这些古老的服饰。”当时我还未接触到爱德华·萨义德的名著《东方学》，但也禁不住发问：为何身处十九世纪初的莫利阿，在其小说中不断取笑波斯人、库德人和土库曼人的落后行径，但二十世纪的插图画家巴尔德里奇却因古老服饰的消失而感伤呢？
十三世纪前后，奥斯曼突厥人，成为逊尼派伊斯兰的强势者，在“征服者”麦可默(Mehmet the Conqueror)苏丹的领导下，于一四五三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在“辉煌的”苏莱曼一世(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期间(一五二○——一五六六)，奥斯曼帝国的国势达到顶峰，疆域包括欧洲东南部，中东地区及北非。在西面，其军队曾于一五二九年围困维也纳；在东面，则攻占了巴格达(一五三五)，控制今日伊拉克全境，并一度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奥斯曼文化在十六世纪末可谓黄金时代。今天，人们一说到悬铃木、郁金香及甜品，就会联想到法国、荷兰和奥地利。其实，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在伊斯坦布尔随处可见。波斯的萨法维(Safavid)帝国属什叶派穆斯林，与自诩为逊尼派守护者并将哈里发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接壤，因此被后者视为主要敌人。萨法维帝国之东就是印度斯坦的莫卧儿帝国，其统治者乃帖木儿及成吉思汗之后，但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尽管这三个伊斯兰帝国之间互怀敌意，却又共拥非常相似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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