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崩溃

作者：旷新年

　　《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这本小册子是我一九九九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因为力不从心，我的一些本来就不成熟的志大才疏的想法无法在这本小册子中得到展开。这本小册子有几个核心的概念需要加以说明。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分为“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部分。我所使用的“当代文学”和“伤痕文学”这两个概念与这两个概念通行的内涵明显不同。通常，当代文学是一个空泛的学科概念，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通常以“文革”结束为界两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我这里使用的“当代文学”概念并不是一个空洞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这一时期文学实践的根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当代文学”是在与“现代文学”对立、区分中建构起来的，以超越和克服“现代文学”的“局限性”为己任。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学”，属于“人的文学”。尽管“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却具有同样的质的规定性，都属于“人的文学”的范畴。“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的实践看作是一场失败，高举“回归五四”的旗帜。“新时期文学”实质上是重返“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新时期文学”也可以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不仅指“文革”结束后开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伤痕文学”实际上溢出了那个狭窄的范围，可以用来概括区别于“当代文学”的整个“新时期文学”。我之所以将“新时期文学”统称为“伤痕文学”，是因为整个“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自觉地作为自己否定和消解的对象。不论直接以文化大革命为表现对象的狭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还是“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和“个人化写作”以至“日常生活”叙事，离开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失去了理解的线索。文化大革命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传统和背景。
　　许多人一直在关注“当代文学”的危机。“当代文学”的危机来源于当代文化政治面临的严重问题。张颐武、陈晓明等许多人不断谈到“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霸权和压抑。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却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是在“新时期”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派生出来的，“新时期”形成了“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使“当代文学”被贬低为“次等学科”。然而，实际上“当代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成为霸权和“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丧失话语霸权和中心地位的。他们把“当代文学”的危机、失败和崩溃的过程反而误认为是“当代文学”的发生。由于“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在“新时期”的取胜，“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等级与霸权发生了颠倒，“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被移用来研究和评价“当代文学”，阶级冲突被转换成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洪子诚通过知识谱系的研究指出，“当代文学”是在五十年代开始积极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代文学”的视野，是与“新时期”以“现代文学”为视点的“文学现代化”图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图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文艺的新的历史开端，解放区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被视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当代文学”被视为是“现代文学”的更高发展阶段和对于“现代文学”局限性的克服与超越。但是，这种“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和话语霸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的冲击下发生了危机和崩溃。“革命”进展的故事和创造一个新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在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叙述里被讲述成为“救亡压倒启蒙”和“愚昧压倒文明”甚至“封建主义复辟”的故事。正是“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当代文学”遭到了否定和颠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地位和学科等级才发生了颠倒，并且“当代文学”被消解在“现代文学”的故事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分裂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在“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基础上重新得到整合，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统天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讲述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启蒙”故事里。也正是在这个“启蒙”的故事里，五四和“新时期”才被重新置于历史的起点和制高点。在“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新文学”曾经由于“当代文学”的诞生而被分裂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然而，也正是在“当代文学”崩溃之际，反过来产生了以“启蒙”为主题和宿命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此，按照“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或者说按照“现代文学”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评价标准“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必要。然而，也正是由于对于话语冲突的强烈感觉，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领军人物钱理群和陈平原的导师，王瑶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本身的压抑性质：“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样板的“重写文学史”在重申“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法性的同时，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当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代文学”的危机来自于“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遭遇的困境，来自于《讲话》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周扬主编的“人民文艺丛书”对于“新文学”有意识地、明确地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它隐蔽地构造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等级区分。“人民文艺丛书”代表了“新中国文艺前途”，体现了对于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规划，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雏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作为新的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的起源，被视为“当代文学”发生的重要标志。正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起源性意义一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赋予了同样的起源性意义。周扬说：“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意味着“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诞生，并且逐步取代“人的文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的终结和“当代文学”的诞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在理论上的总结和发展，我们必须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从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尖锐地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历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在新的历史时代，工人和农民上升为历史主体，也因此成为了新的文艺的主人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将文学运动推进到了新阶段。何其芳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看来，毛泽东同志提倡表现工农兵正是扩大了文学的世界，绝不是缩小它的描写的范围。”长期以来，王公贵族占领着文艺舞台的中心，直到启蒙时代的市民喜剧中，资产阶级才迟迟登上舞台，而直到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工人阶级才以被歪曲的面貌进入文学的视野。因此，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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