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阅读钱穆
作者：张 元
从另一方面来看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我们还可以看到钱先生每次都能提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于所要探讨的时代、事件、制度、人物等作深入的探究。我们知道，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真正进入历史工作的第一道大门，如果不能问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只能说是在历史工作大门外绕圈圈而已。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凭空而来，它必须来自对于有关典籍资料、当前研究情况以及过去有关著述等各方面的熟悉与掌握，唯有如此方能发现问题，并依借这些资料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进而提出一个新的论断，对问题做出解答。解答不应该只是一两句话，而是一篇透辟的议论，也就是一篇畅论时代特色、发展趋势等的好文章。
历史著述中的议论，一般称之为“史论”，长期以来受到严厉的批评。我们固然看到许多草率的、武断的、毫无事实证据可以支持的、却有某种非学术目的的空言虚语，这样的“史论”，应当严予摒斥；但是，史论也有严谨、精审、细密的一面，这类的作品，例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值得肯定，更值得学习。因为阅读这类精深严谨的史论作品，可以培养读者的历史思考能力。如果说阅读是一种思考活动，阅读可以培养人们思考能力的话，就是需要阅读这一类的著作，也只有这一类的著作具有只是表面叙述的著作所没有的重要功能。
钱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具有深度的论证与议论很多，《秦汉史》（三联书店二○○四年四月出版）就是一个例子。这部书本来是钱先生抗战前在北大、清华授课的讲义，上课的学生十分钟爱，飘泊各地，始终置于行箧，终于能够先在台湾后于大陆出版。清华学生陶元珍劝请钱先生出版此一讲义的理由是：“此二十年来，虽不断有关于秦汉史之著述问世，然师此稿所创见，实多并世学人多所未及。且师此稿，其行文体裁，亦属别创，堪为后来写新史者作参考。”(见该书序)这部书确实如同陶元珍所说，与一般坊间所见的《秦汉史》很不一样，它不做史实的表面的叙述，而是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问题做深入的分析与议论。钱先生所用的“史料”，就是最为一般、人人可见的典籍，既没有新出土的简牍，也没有外国名家的论述；只不过是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刘、马端临、洪迈、王应麟、王夫之、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章太炎、王国维诸家的著作。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这部书中看到钱先生探讨问题的深刻敏锐，论证过程的仔细严谨，以及议论史事的透彻精辟。我们实在应该问一问：钱先生是怎样做到的?
历史著作中有清楚的层次、严谨的推证与精彩的议论，都是说明了这部著作呈现出“历史知识”的“结构”，反映出对于“历史”的“理解”是有步骤的、有程序的、有方法的，而且是合于逻辑的，是经得起知识论的检验的。如果说，七十年前的《秦汉史》就已经符合我们今天对历史著作的严格要求，那么，这个现象应该做怎样的解释呢?我以为有三点可说：第一，学术、知识乃人类智慧的客观存在，有其要求，只要符合就是好著作，这是不问中、外、古、今的，也是不分中、外、古、今的；第二，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其结构与方法来自传统，是对传统史学的继承与发扬。这也说明，传统史学中的许多著作也是可以通过今天学术的严格检验的；第三，如果我们把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对立起来，认为是很不相同的史学，虽然不是全无道理，但从历史知识结构与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上看，则明显不妥。因为从历史结构上看，传统史学也是层次分明、论证严谨，与现代史学的要求无异。从历史认知上看，静心细读传统史学中的某些作品，可以让读者对于过去有深入的了解，足以培养其历史思维能力。总之，传统史学也是有步骤的、有程序的、有方法的、合逻辑的，这一点好像一直未能受到今人的重视，是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
今天研读钱先生的学术著作，对我们来说，仍然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我们要说明这些启发的意义，似乎非把钱先生学术著作所继承的传统史学的现代意义呈现出来不可。也就是要把传统史学的主要作品，在现代学术的严格标准下检视一番，说明这些作品在结构上、程序上、方法上是合乎历史知识的性质，可以把历史知识做完整的呈现。所以，研读传统史学中的主要作品，对于我们的历史理解是大有帮助的。这个工作不是只说传统史学有许多伟大史家、伟大的作品，以及弘扬传统史学可以强化民族认同等等十分宏伟的言词所能奏效。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精细思辨的工作，要把传统史学在历史知识中的“典范”或“理论”或“架构”，很清楚地呈现出来，并加以说明。唯有如此，才可以让学习历史的人，明白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不是对立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着相同的内在结构，都是符合历史知识要素的。这样，传统史学才能继续下去，并且发扬光大。如何把传统史学的“典范”、“理论”、“架构”，清楚地指陈出来，正是我们今天研读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深受启发之后，应该负起的学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