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从北京到南通（之一）
作者：曾昭奋
一九六○年，我来建筑系当助教，分配在城市规划教研组。那时吴先生是副系主任，兼授城市规划原理课程，也是城市规划教研组的成员。系主任梁先生国内、国外活动多，系里的许多行政、教学工作都落在吴先生肩上。大伙儿称五十九岁的梁先生为“老梁公”，称三十八岁的吴先生为“小吴公”。
“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挨斗，“老梁公”首当其冲，“小吴公”一般只当了陪斗。有一回，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着系里教师到市郊参加秋收，当大家高举右手挥动《毛主席语录》敬诵“最高指示”时，吴先生手里却是空空如也。地头上，立刻开了一个现场批斗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良镛，他公然不带“红宝书”，却没有忘记带中午的干粮，是可忍孰不可忍！接着，吴先生全家被送到鄱阳湖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告诫大家：臭老九要改造好，就要彻底抛弃、忘掉自己的专业，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那时候，吴先生除参加集体劳动之外，还被分配“业余”管理住宿区新栽的果树和樟树。吴先生自备了本子，画了平面图，把小树编了号，随时记录它们的情况，那态度又认真、又专业。当时我直替他担心，你吴先生是搞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的，像你这样来管树，不正表明你还没有忘掉自己的专业吗？——未知吴先生是否因此挨过批么？
打倒“四人帮”后，吴先生任系主任，一九八四年辞去系主任职，从此专门从事建筑创作和城市规划、人居环境研究。一九九五年，以吴先生为首的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关于人居环境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九九九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自一九四八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在北京召开大会——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吴先生负责指导本届大会筹备工作，主持《北京宪章》的起草并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际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在相关的世界性会议上，先后通过了三个“宪章”：一九三三年的《雅典宪章》，一九七七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和一九九九年的《北京宪章》。三三、七七、九九，三个地点代表着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系和传统，三个《宪章》则记录着国际同行们的共识的一次次提升和飞跃。第三个《宪章》诞生于北京，是中国建筑师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
二十年来，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先生已出版、写成了十余部文集和专著，把我国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居环境学一步步向前推进，把专业实践和理论探索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如今，吴良镛教授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仍每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超过十小时，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中午，他就在自己上班的工作室中，吃早上带来的盒饭，或由家人送来的简单的午餐，稍事休息，又继续下午的工作。
原来的城市规划教研组已在“文革”中被彻底砸烂，我也再无缘跟先生一起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和研究。一九八○年，我的妻子大病。我求系主任吴先生替我们向学校有关方面说情，让我们从没有厨房、男女合用洗手间的宿舍搬到了有厨房、厕所的单元楼。二十多年来，除了或请吴先生为我编辑的杂志写稿，听先生的学术报告，读先生刚完成的书稿、文稿，或上门求索先生新出论著外，从不敢单独一个人去占用吴先生的宝贵时光。今年八月，我壮起胆子，一下子向吴先生提了三十多个问题，一定要他指教。于是，我就三次拜访了吴先生，谈城市，谈他的晚辈和学生。这么多问题，有的，吴先生一句话就令我茅塞顿开，用不了三分钟。有的，谈了三次，即使再谈三年也谈不完，何况有的问题仍属禁区。
最后一次，我对吴先生说：“如果我来写你规划、评述的城市，可以写一百个。如果我来写你与学生的交往和情谊，可以写一百位……”吴先生轻轻一笑：“城市，就不止一百个了……”一九八八年，我读先生出版的《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时，曾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在先生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所写的三十四篇论文中，提及古今中外学者近三百人，古今中外学术著作近二百种，还有城市二百三十余座：从北京到南通，从北方到南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北京
北京，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话题。
自从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保护旧城、另辟新区的建议和规划方案被否定之后，半个多世纪来，北京城由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紧紧箍住，城市中心不堪重负，旧城保护日益艰难，交通堵塞，功能衰退，似乎找不到舒缓、喘息的方式。吴先生对此一直忧心如焚，不断提出警告。四十多年前，三环路刚刚形成，四环路还处于规划拟议中。当时，吴先生就对这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大饼越摊越大的发展模式加以否定。他认为，北京城的发展，多年以来，“回避矛盾，不敢去讨论，甚至避免触及”。也许是出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禁忌或象征之需，北京城的发展一直拒绝考虑多中心模式，而是围绕着旧城已存在的中心，形成一圈一圈的、均匀的、向心性的单中心、同心圆模式，既禁锢了自己的发展，又阻遏了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融合。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如罗马、巴黎、伦敦、东京、斯德哥尔摩等，我国城市如南京、青岛、合肥、洛阳等，近百年来，曾分别采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或副中心的发展模式，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其成败得失，自可成为北京城的鉴诫。然而，北京却一直没有走出一个中心、多个环路这种作茧自缚的局面。
面对不合理的城市结构和路网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实，我们曾企图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如限制私人购车，规定双日出双号车、单日出单号车，以及首长出车时用警车开道等来解决，还誉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这种用警车开道的方式，城市民众均侧目而视，我也觉得不是和谐社会所应有的现象。但当我在某市某地也“有幸”坐在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里，也“勇往直前”时，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二十多年来，吴先生在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在面对高级官员和专业干部的多次讲演中，为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和旧城保护，直至人居环境问题，提出了那么多建议，发出了那么多警告，苦口婆心，奔走呼号，然而并未感动上帝。北京，没有从吴先生的理论和建议中获益。整个北京城如铁饼一块，而旧城区则遭到一波比一波更严重的破坏。吴先生指出，五十多年来，北京旧城区遭到三次集中破坏：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至世纪末，第三次是紧接而来的二○○○至二○○三年。这第三次，由于房地产业已拥有的经济支柱地位和投资的劲增，使许多历史街区彻底消失，更多的文物建筑迅速夷为平地，其中还掺和着官商勾结和逼迁民宅的严重事态。一个官员、一个房地产商的决心，胜过政府早已通过的规划和法令，胜过多少个专家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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