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谁杀死了荷马？
作者：程志敏
两个很看不起美国精神的美国教授（V. D. Hanson和John Heath），就借用了尼采这个故事祭奠正在死去的“古典学”。他们假痴不癫大说“疯话”，时而捶胸顿足哀叹学统断绝，时而呼天抢地悲悼礼崩乐坏，时而破口大骂学者自甘堕落、为虎作伥，时而扼腕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时而深情款款缅怀往昔风光，时而王婆卖瓜兜售古典膏药，时而天真幼稚勾勒教育乌托邦，如此等等，疯得如痴如醉。这两位自暴家丑的古典学者，一路骂将下来，其实有着清醒的目的，就是要寻求一个宏大问题的答案：谁杀死了荷马？
这个问题预设了荷马之死，但面对空前繁荣的出版市场，我们真的能够说荷马已死吗？同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比较起来，现在的出版物、课题经费、学术会议以及从业人员不都是成倍增长，现代学术体制不是更为“科学”，学术生产不是更为密集和迅捷？难道古典学这个行当不是与时俱进，反而与时俱退？
古典学问的消亡这一事实不仅凿然可鉴，甚至恰恰可以用数量来说明。出版物的畸形繁荣恰恰说明了古典学的荒凉：空泛轻浮的时代哪里容得下劳神费力、毫不实用、崇尚精英、反对民主的古典智慧。 尼采笔下的疯子说：“教堂若非上帝的陵寝和墓碑，还算什么玩意呢？”同样地，每年数以万计的论文、专著以及书评之类的论著，连古典学学者自己都看不过来，甚至不屑一顾，那不是古典学坟头上茂密的杂草，又算什么玩意呢？就连专业的古典学研究者都随波逐流物竞新奇，生造术语互相吓唬，以胡说冒充深沉，用无知封杀学问。被打入冷宫的古典学之奄奄一息，终欠一死，只是迟早的事情。
西方“文化大革命”前夜（一九六二年），美国还有七十万高中生修习拉丁语，到一九七六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这个数字已锐减至十五万，后来下滑得更快了。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在一九九四年授予的一百万名文学硕士中，古典学专业只占其中的区区六百，而且不仅数量堪忧，质量亦每况愈下。即便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但也不好分配，往往顾不上专业对口与否，随便凑合一个廉价的工作。这种比特洛伊城墙还更“现实”的问题，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对古典学望而止步，缺少血液再生机制的古典学焉得不亡？有许多迹象表明古典学大厦的“大地震”已然发生过了，现在还余震不断。
“荷马”一词这里不仅仅指那个传说中的盲诗人，而且代表着一种独特地看待世界的方式，难怪西塞罗说荷马虽然目盲，却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荷马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就在于他是“希腊的教育者”（柏拉图），因此“荷马”也就代表着一种培育人性的诗教传统：荷马史诗的美学意义正在于“成”人之美。荷马之死意味着我们彻底失去了帮我们看世界的那双伟大的眼睛，意味着希腊智慧的消散，意味着人性的漂浮无根。结果，犬儒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处士横议、数典忘祖，其直接的代价就是动荡、战争、革命、牺牲、伪学、假知、绝决、冷漠、时尚，总之，一个“新黑暗时代”业已来临。
现在到了非盘点不可的时候了：谁杀死了荷马，为什么？
大而化之地看，荷马之死是历史造成的，世风日下是“主义”带来的。“两百年的浪漫主义及其对释放被压抑情绪的尖叫（primal scream）的信仰，对人的暴烈本质的信仰——这种本质陷溺在社会的丑陋垃圾中窒息，甚至启蒙运动对人通过纯粹理性而得救的绝对且傲慢的信念——这种说不清楚的纯粹理性剥离了习俗、传统和宗教，正是这些信仰和信念差点毁了我们。”就在这个普遍认为是狂飙突进的时代中，各种“先进”的学问应运而生，比较语言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和比较文学等等，各自占山为王;各种“进步”的主义和学说泛滥成灾，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主义、存在主义、文化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纷纷裂土封疆。在多头并进的“时代精神”攻击下，“荷马”成了奴役、压迫、剥削、不合时宜（前现代）、性别歧视、文化帝国主义、非科学、天真、陈腐、极端和绝对的代名词，成了西方文化的毒素。
尼采把他以前几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总括为“虚无主义”，那两个疯子教授则把两千年西方历史命运的潴瘀叫做“后现代主义”。正是受到后现代主义者这种“新智术师（New Sophists）”的冲击，谁也不会再用种族或伦理的术语“宏大地”谈论“希腊人”，那会被人视为幼稚、愚钝甚至反动，怕丢脸和落伍。谁杀死了荷马？——“廉价而俗丽”的时代精神。
流风所被，教育也大受污染，结果变成了弑祖或杀害荷马的帮凶。大学教育不再是为了把青年培养成有智慧、懂技艺并渴望过一种有思想的、道德的和积极的生活的人，其教育理念注重的是实用，不问人品和德性，“在现代性、实用性和意识形态成为新符咒的大学校园里，绝对、规范、记诵和传统价值则毫无容身之处”。现在的大学丧失了古典教养教育精神，便会开出“走路的理论”、“星际旅行与人性”和“职场攻略”之类的愚蠢课程。“扩招”是人口爆炸时代的平民教育之必然结果，老师们教学任务繁重，无心也无力于研究和充电，知识贬值又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生活压力，教授们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终不能好好教书。结果，“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精英”，包括律师、医生、政客、专栏作家和大公司的巨头，“现在毫无道德可言，你就必须去找训练他们并给他们颁发文凭的‘良师益友’”。
教育败坏是荷马之死的原因，也是荷马之死的必然结果。曾几何时，古典学是大学的主干课程，古典学系的主任也是大学头面人物。哪怕就在三十年前，水管工、厨师或农夫都学过一年的古典语言，马马虎虎还可以对付T恤衫上的几个古典词汇。而今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占了大学的主要份额，古典学快要变成学科木乃伊了。大学本来是荷马最后的避难所，现在也成了荷马的陵园，大学图书馆真成了荷马的安息之地！
谁杀死了荷马？“我们”这些荷马专家或古典学者！
其实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古典”一词已然变质，积重难返之余，古典学已变成一个甚为丑陋的行当。过去几十年古典学者的言论和作品倒了大众的胃口，他们从荷马的维护者开始变成叛徒，为了哗众取宠而放弃希腊人的智慧。“我们”现今这代古典学者不少人为了奖赏甚至出卖希腊人，以一种自杀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利益。课堂、系部以及大学的所有部门都在全力以赴让新雇主（消费者）满意，用现代的流行色给古典学涂脂抹粉，以作个人晋升的阶梯。学者们在古典学难（类似于佛教的“法难”）之时，或洁身自好，或自暴自弃，或孤芳自赏，或望风归降，力表忠心且为虎作伥。古典学领域变成了屠戮荷马的“道场”。
就算残存几个严肃的学者，也都被裹挟到了异在的领域里瞎掺和，“借寇兵、资盗粮”而不自知，他们对荷马的研究足以杀死荷马。在墙倒众人推之时，甚至古典语文学家也成了败家子:把文明史上最有影响的英雄叙事降低为性倒错和叙述漏洞的沼泽。我们虽然需要新方法来研究古典学，但对理论工具的滥用却使得病情不断恶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繁荣”就说明了成之反而败之的辩证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