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腐烂的焦虑
作者：李 陀
对写作的手艺性，能有一种类似工匠们对手艺的敬重，甚至敬畏（鲁班的故事就是这种敬畏的叙事表达），这在当前的写作中已经不多见。相反，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让很多人越发认同这么一种说法：写作不过是“码字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差？撒开了码就是。但是，讲究、精致的写作还没有到人间绝响的地步，也还有少数作家在坚持。我以为格非在二○○三年第二期《天涯》发表的短篇小说《戒指花》，就写得相当精致。
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很熟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格非。
如果仅仅从题材着眼，格非这小说不仅不再是那种超越时间、空间和历史的“三不粘”式实验小说写作，而且是一次对现实生活相当自觉的介入，如果你乐意，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篇“反腐”的作品，只不过他的批评锋芒不是指向奸商，也不是指向贪官；作家的愤怒，还有和这愤怒相伴随的绝望和抑郁，全都化作了一根芒刺，直接刺向今天也深深陷入腐败泥沼的媒体和新闻界。说到芒刺，我想起前不久由“超女”节目引起的崔永元对媒体业的尖锐抨击——那也是一根芒刺，一根从肌肤深处向外刺出来的芒刺;由于是自里向外，这根刺引起的疼痛肯定非比寻常，只是我们这些业外人很难体会罢了。格非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比不了崔永元，不可能对当今媒体的重重黑幕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可是，细读《戒指花》，我以为作家凭借对语言媒介的熟练操控能力，凭借他对作品（我得声明，这里我是故意不用当下很流行的“文本”这个词，如果仔细读完这篇评论文章，相信熟悉文学批评的读者，会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有意回避这个概念）被阅读、接受过程中读者的能动性的信任和预见，使他这根芒刺戳进了一般批评难于达到的深度。
阅读或是分析《戒指花》可以从很多角度进入，我这里想从这篇小说和一首诗的关联说起。
诗是博尔赫斯的一首题目为《雨》的诗，这首诗被格非采用移花接木的法子，放进了《戒指花》这篇小说的叙述当中，并且，这么做的时候，很不客气，甚至缺少对此诗作者的起码尊重（这和中国大量的博迷们的态度很不一样），因为他相当粗暴地对博尔赫斯这首诗进行了肢解，卸成几块，然后把它们不动声色地镶嵌在小说的不同段落之中，形成小说叙述中散文元素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有，应该强调一下，小说发表的时候，除了把嵌入诗句标成黑体外，无论作者，无论编辑，对这做法没有做任何说明，连个注都没有，所以，一般读者很难发现小说里夹杂着博尔赫斯一首诗的碎片。
现在我想把这首不长的诗引录于下：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或曾经落下。下雨
无疑是在过去发生的一件事。
谁听见雨落下，谁就回想起
那个时候，幸福的命运向他呈现了
一朵叫做玫瑰的花
和它奇妙的，鲜红的色彩。
这蒙住了窗玻璃的细雨
必将在被遗弃的郊外
在某个不复存在的庭院里洗亮
架上的黑葡萄。潮湿的暮色
带给我一个声音，我渴望的声音，
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
不管格非有意无意，这样的做法让我想起了西方先锋派艺术中蒙太奇/拼贴（montage/collage）技巧。这里说它是技巧，其实不太准确。因为自从毕加索和布拉克在他们早期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这里给绘画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两人此时正在破坏、颠覆传统的绘画观念，绘画已经开始不是绘画）里使用了蒙太奇/拼贴技巧以来，经过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长期发展、演化，这一技巧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但早已超出技术的层面，还成为一个新的美学原则，成了当代艺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要是把大部分现代艺术家的“创新”比作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拼贴正好可以比作如来佛的手心儿。这样，最古老的文学也好，还是眼下这些年大为流行的“当代艺术”（波普、装置之类）也好，只要还想维持某种先锋姿势，就不能不和蒙太奇/拼贴发生关系。为此，发现格非在《戒指花》里不动声色地也动用了这个技巧，我好奇极了：这仅仅是一种语言杂技？还是一种有用的写作策略？
细读之下，我觉得格非这么做，不是修辞的小游戏，也不是叙述的新实验，而是一次强化写作的批判性的很有意义的尝试——如果没这个拼贴，《戒指花》在叙事层面上不会伤筋动骨，还是全须全尾，还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那将是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不带芒刺的故事。
把博尔赫斯的短诗撕成碎片，然后拼贴到小说叙述里能够了无痕迹，是因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个契机:整个故事是在一个阴晦的雨天里发生的。这让作家很方便地把博氏这首小诗的第一句，作为小说叙述的第一句: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落下。小说这样开篇，意味深长。如此开头，一条诗意十足的抒情线索就很自然地伴随着叙事展开，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而格非凭借他出色的语言才能，也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发展这条线索，让小说中所有关于雨景的描写，都和开篇这一句诗中的情绪吻合，这样，格非的语言和博尔赫斯的语言不但拼在了一起，一边在不断变奏中成为叙事中的一个抒情性的旋律，一边又在某种蒙太奇效应里不断彼此比较、冲突、对话。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读者会误解格非，以为格非这么做，难免会在小说叙述里努力去就合博氏，比如，在修辞上使劲下功夫，让自己的语言也带有更浓的诗意，让“镶嵌”的效果更加华彩。可是格非在这里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写作品质，他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作家非常克制。虽然雨作为故事的背景，始终贯穿故事的始终，但是格非在整篇小说中所作的比较集中的雨景描写，一共不过两处，一处是:“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车灯不时地照亮了停车场，雨点把路面弄得像一锅烧开的粥。” 另一处是:“喧闹的说话声，杯盘的碰撞声，甚至把窗外的雨声都盖住了。可她知道雨下得很大，窗户玻璃上泻水如注。”即使这两处，描写也都相当朴素简洁，惜墨如金。至于其他地方，凡写到雨，更是点到为止，绝不拖泥带水。但是很奇妙，这种谨慎和克制并没有影响，反倒加强了格非与博尔赫斯的合作（或者说格非对博尔赫斯的利用）：既不让博氏的这首小诗被作家自己的炫耀修辞所淹没，也不让这镶嵌和拼贴在小说叙述里占有太显眼的位置——它要服从叙述和故事双重逻辑的需要，它得呆在它应该呆的地方，起它应该起的作用。
驱使博尔赫斯的诗为自己的小说服务，对格非来说其实不是很容易，有相当难度。因为《戒指花》不但是一篇有相当明确的现实批判指向的小说，而且是一篇作家有意把故事和人物写得很“实”的写实小说。我猜，格非在这里是做了一个实验，看他自己离开那种“三不粘”式的写作，到底能走多远。不用说，这和他在八十年代所做的种种实验正好背道而驰;这还不算，由于另辟蹊径已经是习惯，他又不甘心完全走写实的路数，还要对这次写实的实验里再加进一点新的实验——在叙事里镶嵌博尔赫斯的一首诗。难就难在这儿，小说叙述的框架是写实的，而博氏的诗可是一首典型的现代诗，意象幽深，旨趣渺远，它们怎么发生关系？又怎么能生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