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缪斯也许不会谴责？
作者：殷 实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詹姆斯·考夫曼在二○○四年四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中称，与小说家、剧作家和其他作家相比，诗人去世更早，“原因可能是他们受到折磨，易于自杀。或者是诗人成名早，所以早逝更引人注目”，而“女诗人患精神病的可能远远大于其他类型作家，而且比其他杰出妇女更有可能患精神病”，他将此现象称之为“西尔维亚·普拉斯效应”。这位研究员最后发出的令人兴味索然的提示是，诗人不应当发愁，而应当注意健康！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故事的确有演变为经典范例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演变，传记的版本增加多少，意见无非两种：或者我们接受一个为形形色色人间力量所磨难与戕害的灵魂的哀叹，或者我们挑剔其极端心态和所谓不健全人格。两种意见都会遇到知音，这取决于历史、心理、文化和时代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趋向于各取所需，诗人的面目完全有被出于实用目的而塑造的可能。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漓江出版社曾出版一本《美国自白派诗选》，西尔维亚的诗作即有入选。其中的《拉扎勒斯女士》、《爹爹》等诗所透露出的乖戾的“死亡”喜好、对生命的非完美状况的强烈质疑就令人印象深刻，“先生，上帝/先生，魔王/当心，当心，/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吃活人就像呼吸空气”（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这种一再与逝者而不是“活人”沟通的做法，一开始就是很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父亲或某个男友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她的诗作中，被定位为一个倾听者、对话者，或者是一个受诅咒的、可以尽情控诉诅咒的对象，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不再是一个活者而使西尔维亚的“发作”成为毫无忌讳的，她的诗作因此具有异乎寻常的冒犯与挑衅的姿态，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她生来便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并且总是怒气咻咻。有意思的是，这本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方法与修辞策略，但在其追随者那里，就会成为女性觉醒力量的一个源泉，在其批判者眼中则不过是弗洛伊德关于仇父心理之类的某种文学投射（病例）。她写作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开始在想像中处理“现实”时，她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将不会从这里逃出！现在有两个‘我’/这个新的绝对纯洁的人和旧的胆怯的人/而那个纯洁的人当然是高人一等”（西尔维亚：《敷着石膏的时刻》）。这使她常处在与普通感情或寻常人生相敌对的位置。一方面，她处理的“材料”来自身边现实，甚至就来自亲人至爱，另一方面，她的想像力则使这些素材成为充满不幸与可怕灾难的世界的部分实质，她对之无情揭露大加鞭笞，或者是谨慎地肯定。结果，她的气质，或者是她本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反复无常喜怒不定的类型。因为极难区分，一个艺术家，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一个为名利心所鼓舞的年轻母亲这些角色，就容易相混淆。事实上，所谓“自我矛盾的悲剧性格”、“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些标签，并不适合西尔维亚。在极少的情况下，梦幻和诗歌示意我们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诗人正是站在入口处想要验明出入者正身的人，尺度严明，条件苛刻，态度友善或无情。这是并非一般善的原则指导下的中正平和的精神制度，而是更趋向于极端、狂热、褊狭和冷峻的创世雄心，可能只趋向于美；在更多的情况下，诗人及其作品则与荒诞无稽、出言不逊或歇斯底里难脱干系：“我的头是日本图纸上的一轮月亮/我的金子般被鞭挞的肌肤／无限地鲜美，无限地昂贵” （西尔维亚：《高烧103°》）。在某种程度上，诗人是那种分享了上帝的秘密的人，既铭记爱，也了解灵魂的黑暗，所以不免沾上一些撒旦的习气，常常会无所顾忌地咆哮，甚至幸灾乐祸地亵渎。对尘世的语言而言，就更加明显：“死亡，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种艺术/我会把它处理得非凡的好”（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
如果仅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话，西尔维亚所留下的问题也许不致过于复杂，我们阅读和评判其作品就是，崇敬，或者是将它们抛到一边。但西尔维亚的死与一种通俗意义上的道德范式及喧嚣一时的女性主义有关，这就引发出了奇怪而混乱的、没有头绪也没有结果的审判：她与丈夫特德·休斯情感破裂的具体原因和她在精神世界里的走投无路被纠缠在一起，她的凄凉辞世及其诗作中最为鲜明的困惑与愤怒，与女性读者觉察到的先知式的呼号，被牵连到一起。结果是，全世界都只知道一个至多两个故事，一些诗歌研究者则只把西尔维亚解读为饱受伤害的女性抗议者的文本。一九九八年，特德·休斯出版一册弥漫着悔恨与挚爱、追思与怀念的《生日信札》，似乎是在惯常的传说之后加上了某些注释，然而，《生日信札》仍只是诗歌，是漫漫岁月给予休斯先生的单独的馈赠，西尔维亚的生命与诗，还是如同谜一般无解，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说如此。
安妮·史蒂文森是英国诗人，曾求学美国，并出版有关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研究著作，与西尔维亚也属同龄人。她怀着一份复杂的心情撰述西尔维亚生平，写成《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的一生》一书。看上去，她是想要在西尔维亚的生活与艺术、现实与想像、性格气质与个人才能之间做出严格区分与特别的甄审，但此项工作之艰巨困难可想而知，根本上说，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分别对待西尔维亚本人和她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诗作，就像将珍珠从蚌壳里分离出来一样是残忍的：出于何种动机，受到怎样的触发，又或者援引了多少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情节故实，然后“精心剪裁以适合她的意图”，如此发掘和剥离下去肯定会使诗人蒙羞。但长于此道的史蒂文森女士并未善罢甘休，她在获取了大量的信函、日记、回忆录、创作札记之后，开始了冗长细致的整理和构建，西尔维亚的另外一尊塑像于是活灵活现起来：虚荣好胜，嫉妒多疑，心急气躁，疾言厉色，性格脆弱，以及某种神秘地显现的“隐蔽自我”等等。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当解析西尔维亚受意大利画家德·基里科作品启示而写的《不平静的缪斯》一诗时，史蒂文森即锐利地指出西尔维亚所受影响并非古典神话而是“童话睡美人”，这首可能是探究母女关系的诗作中因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及其母亲奥里莉亚·肖伯的某些影子，便被指认为是西尔维亚流露个人“略带诓骗意味的决心”的佐证，“是西尔维亚的强烈的而被冤枉的邪念在感情上的描述，也流露出她的真实诗篇的阴郁、穷困和图谋报复的根源”。同样是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森还发现了西尔维亚“把两种势不两立的下意识冲动付诸实现”的“诗歌方法”：“她提供一只精致绝伦、有毒的酒杯。”此外，《无子女的人》和《整容》与迪多·默文近乎人身攻击般的蓄意关联，《美杜莎》以母亲奥里莉亚·肖伯为“对象”的“违反常情的恶意”，《爹爹》、《依莱克特拉魂系杜鹃花路》与父亲奥托·普拉斯伧俗身世中“依稀可辨认出”的“细节”，均无法不暴露于史蒂文森女士的视野当中。一旦开始了这种追究，那就几乎没有完结，西尔维亚这一创造的化身和光彩照人的名字，便被置于尴尬的境地，诗歌的幻觉和迷雾有可能被驱散，诗人的狰狞面目有可能大白于天下。在编辑《苦涩的名声》中文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时地疑惑于传记作者的晦涩意图，不解于其以非难的、横挑竖拣的笔调对待传主。但在对此书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时，基于作者的初衷，也基于此书在不了解诗人为何物的读者面前可能引起的迷惑不安，所以曾在书前折页上写下如下文字：《苦涩的名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为普拉斯“树碑”，而是在详细研判资料、作品，悉心寻访相关人士，并实地访问诗人生前故地与踪迹的情况下所写。从出生到死亡，从成长的点滴到影响其成长的点滴，从个人与社会、心理与现实、环境与性格诸方面入手，研究一个诗人，一个年轻母亲，一个为名利所鼓舞，一个为情感所伤害的人的“形成”过程。作家以心理和精神分析方法，从普拉斯的日记、书信及作品的字里行间，从识者所写印象记、怀念文章的疑窦中、细微处觅其蛛丝马迹，串联勾勒出一个并非光彩照人的天才人物，有时候甚至是以非难的笔调在穷追不舍。此传的重要性在于，它首先消除“艺术家”幻觉而找到一个人，一个心高气盛、自我中心而又诗才横溢的人，一个使其至爱亲朋常常感到窘迫与畏怯的人，一个在其创造的纷繁世界与真实生活场景之间留下了巨大落差的人。挑剔的、同情的、批判性的眼光是此书独一无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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