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短长书
作者：袁筱一等
袁筱一
到了萨特的一百周年，突然间听到了一些关于萨特的声音。感觉像是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又被人挖出来说：瞧，他还没有过时，萨特的世纪仍然没有过去。可是真的没有过去吗？走进书店，发现萨特的身影其实已经变得很淡薄，被淹没在色彩缤纷的图书的春天里。我买到的几本都很旧，一本是他的文论选，另外一套是上下册的《辩证理性批判》。在哲学社科类的书架上，轰轰烈烈地卖着后现代，卖着解构主义和诠释解构的林林总总。
与遗忘抗争，也许大多数人的结果都是如此。他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焦虑，自己的书到了下个世纪是不是还有人理会。他知道生命有限，即便介入过当时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冷战问题，即便介入过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而且在走进历史的时候，作为事件，几乎不会出现他的存在。那么，他的存在消失了之后，应该用哪种形式、又是铭刻在哪里？他焦急地寻找着答案，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如今尘土相隔，相信他在彼岸也还焦虑着：焦虑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还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焦虑着身处彼世，如何在此世体现他的在场。
这一点，我称之为萨特的责任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昏迷的时候，还努力地抗争着，生怕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精神层面会大乱。他一定是在想，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再给他一段生命，他还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的介入。
是最近，在看萨特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跨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并不陌生，但是，我清晰地知道这不是我的世界。这种跨入是有点心悸的：试图捋顺一种明知不属于你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以一种别样的光线遮覆你的双眼，于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看到在强烈的光线中有点变形的自己。
就这样，在萨特之镜里，我看到了自己，而且我在问，这个自己，是怎么形成的？再次读了一些萨特的作品之后，我一直在想，倘若撇除我作为一个法国文学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存在，我，我这一代人，为什么不读萨特，我们读的又是谁？对于萨特，再次阅读之后，也没有认同，只有艳羡。艳羡他可以这样强烈地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艳羡他可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想要收复这个世界。艳羡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他的思考有着明确的目标。这是萨特有别于前人的地方。那么他有别于后人的地方呢？
从我们这一代人读的书说起吧。我们读的是谁？我几乎想不起我在大学里读过萨特。我读的是张爱玲，读的是杜拉斯，读的是昆德拉。这应该是出版界奉献给第一代多识了几个字的小资的读物吧。迥然不同的作家，张爱玲奉献了个人世界，杜拉斯奉献了自虐性的变态世界，昆德拉奉献了——因为是个承受过苦难的男性的缘故——小说的世界，但他们却有致命的相同点：让人绝望，让人只能想到，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撇清和这个世界的纠缠。那个时候，对于这几个作家的追逐，真的有点像是我的那位哲学老师张一兵教授描写他们那个年代对于萨特的追逐：人人以腋下夹着一本萨特为荣，人人以谈论萨特的一两句“他人即地狱”为荣。
以至于到了今天，当像我这样的第一代小资跨过三十岁，迈向四十岁的时候，出版界的市场经济突然意识到可以利用他们的怀旧和他们日渐丰满的口袋，于是重新炒了一遍昆德拉，据说，又将重新炒一遍杜拉斯。至于萨特，他是五十岁人的模糊记忆和少数爱钻牛角尖的人的标语读本，没有市场的价值吧。
处在怎样的时代，为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重要性不仅仅针对出版而言。想起自己，尽管也许和七十年代末大学生读萨特一样，不是那么了解张爱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甚至没有理由喜欢他们,可是，这个符号贴上去，就不是那么容易揭下来。这个符号几乎成为三个人的三句话，经常出现在我或是我的其他同辈人的笔下：张爱玲说，人生是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杜拉斯说：我们爱的是爱情本身；昆德拉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把这三句话和“他人即地狱”并列在一起看，真是有着相映成趣的功效。
我的大学时光，是躲在宿舍里，逃哲学课（而且那时我称哲学课为政治课，后来遭到了哲学老师的严厉批判）和一切自认为无用的课，向往成名、渴望被重视、却害怕崇高和承担因此而来的责任的日子——这基本上是第一代小资的生活写照，还没有星巴克，还没有村上春树，只有简陋的宿舍和纸质粗糙、印得颠三倒四的书；可是，在张爱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的激励下,慵懒而百无聊赖的小资特征正在慢慢形成。然后，大学之后的时光也这么过去了，一不小心就是十多年，无从改变。生活还是没有教会担当，每当面对责任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总是逃跑。
有时看着看着萨特,我就会想，我的上一代人，他们是不是被贴上了萨特的标签？如果用萨特的责任心去看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得到理解。相信他们站在张爱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的立场看我们，我们的无所作为也相应容易理解得多。其实，有很多脑力的游戏，与体制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仅仅是与这个时代有关。仅仅是和这个时代所贴的知识分子的标签有关。
以前读萨特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能写出《墙》，写出《恶心》、《词语》，写出《脏手》的他，要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样连他自己都可能不知所云的东西？且不论对《辩证理性批判》进行怎样的解读（除了译者，几乎没有一个攻读法语语言文学的人能把这本书读下去），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在《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上，作为一个调弄文字的高手，他是失败的。
他不是不明白自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他退了一步说：“我不喜欢谈论存在主义。研究工作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把研究的名称说出来、确定下来，就是把一个链环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是一种完成的、已经过时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标那样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一种理念。”——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和文学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依靠体系的建立关上一扇门，一个是完成文本后开启另一扇门。可是问题在于：既然他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做呢？
奇怪的是，必需解剖了自己，才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问了自己：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建立以后，二十世纪还有他的什么事？文学是个备选的答案，但是不甘心啊，不甘心仅有文学，不甘心文学里的那种寂寞。文学可以完成他身后那一代小资的梦想，却不能完成他的。他喜欢的布朗肖说，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在着。存在，仅此而已。
萨特要的，当然不仅是存在而已。萨特的矛盾有目共睹，他一方面在消弭上帝、消弭对人的规定——即所谓的人性，同时却孜孜不倦、冒着文字的危险想一个问题：他所创立的那个肥皂商标一样的理念是否能够成为先于时代的规定？这是他毫不犹豫地跨进《辩证理性批判》的原因：尽管他不怎么“愿意谈论存在主义”，但是他意识到，如果不承认他为始作俑者的这张标签，一个世纪以后，也许他真的将失去他的在场，永远而彻底。
他应该是在当时左右思想界的两大基本观念里徘徊过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显然，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太个体化。或许，性的问题拿来做个人爱好还马马虎虎。萨特对性不是没有爱好。据说他跑到日本去，见了他喜欢的已故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夫人，好奇地问她，谷崎是否会将书中的性描写实践于生活之中。可是，爱好归爱好，他想必是认为这样个体化途径太不适用于历史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所呈现给他的局面。再说，弗洛伊德在法国有继承人了呀，而且这些继承人，也几乎覆盖了人文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