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东亚的病理
作者：韩东育
但是，跟日本积怨甚多的东亚诸国和地区之间，除了在对付“公敌”时有过瞬间的声援式联合外，平素却因摩擦不断而从未形成过类似于“欧盟”的攻防共同体：在教科书问题上与中国共有切肤之痛的韩国却因为历史误解而诱发过领土论战；在“保钓”问题上不甘人后的台湾，却总有人蛊惑“台独”；朝鲜半岛南北方的敌对关系在金大中和金正日的握手中甫呈言和之态，却不知何故又迅速降至冰点……仔细想来，“二战”以后东亚诸国间的横向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发展。“东亚”这个外观上的畸形儿，心理上也未尝不扭曲得厉害：日本首相小泉每参拜一次靖国神社都会使国内支持率瞬间攀升，而韩国李明博市长将“汉城”改为“首尔”也着实使不少韩国人大大兴奋了一阵。
然而小泉这次似乎失去了理智——在日本全力申请“入常”的关键时刻他竟敢四面树敌——对这种南辕北辙行为，人们已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解释。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在四月二十日NHK现场直播的“党首辩论”上对小泉的无情指责，也充分表达了日本国内的类似不满！可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即东亚纷乱的病根究竟在哪里？纷争对手中谁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众所周知，对于近年来日本人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说法，中国知识界一直报以冷淡。日本学者对东亚诸国关系所做的温情脉脉的家族式描绘固然令人神往，但中国学者的反应似乎更实在些：一、家族关系往往比社会关系更难相处；二、既称家族，那么谁是家长？（沈志华语）这种近乎调侃的轻松表述，所涉及的问题却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它连着东亚诸国沉重的历史记忆——前一半是“朝贡体系”，后一半则是“大东亚共荣圈”。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者在讨论时不会再发“忆昔开元全盛日”的感慨或怀念中华帝国时代的“四方来朝”，但日本学者过于热情的主张，却容易造成令人侧目的误解——因为灭绝人性的那个“共荣圈”，它的崩解毕竟才过去六十年！
其实，寻找“横向”问题的答案，首先应该、也必须从“纵向”入手。对于除中国以外的东亚其他国家而言，其挥之不去的梦魇，是那个自西方“国民国家”理念东渐以来才使他们觉察到所谓“屈辱”的东亚“朝贡体系”——当然，这个体系的中心是中国。中国自“三代”起就以“天下”自称。可是，倘若它没有足以骄世的“文明”，而且事实证明这种“文明”的确让周边地区称敬了两千余年，其“天下”之论也不会那样久历年所而不衰。尽管在今天看来华夏民族不应该把她周边的人按东南西北分别蔑称为夷、蛮、戎、狄，但四方部族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又实在不好被简单地视为强迫。事实上，除了文明本身具有的吸引力外，由文明核心所发出的“厚往薄来”和“予多取少”的睦邻“王道”，也的确未曾给周边带去过什么难以熨平的灾难性记忆。该体系定型于汉，经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清朝被推翻为止，它被现代史学家们称之为与西方国际关系相对应的“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王郦久：《睦邻思想传统与当代中国睦邻外交》）。根据《万历明会典》所载，当时的朝贡国中，仅“东南夷”就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六十六国；据清《宣宗实录》的道光上谕可知，中国王朝更看重的还真不是藩属国给它带来多少贡物，而是“态度”是否诚恳。滨下武志曾将朝贡秩序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是中国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而朝贡国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喻希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这显然是曾经有过的事实。
然而，后来各自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却对“朝贡体系”的固有秩序发起了“正统”性挑战——这在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后反应明显：中国人惊讶地发现，中华的理念并非只有中国独占，而是朝贡体制内部共有的东西，例如江户时代日本人的“华夷变态”之说和李氏朝鲜以中华正统自居的姿态。前者自称自己是“中华”而清朝中国是“夷”，后者则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国特色不是在它的发祥地，而是在朝鲜半岛（见滨下武志前揭书）。日本“国学”尔来的文化自立运动和半遮半掩的“厌华”情绪，终于在近代西方的“国民国家”观念中找到了彻底挣脱“朝贡体系”的理论支撑。朝鲜虽然是在中国甲午战败后最后一个退出“朝贡体系”的东亚国家，但退出毕竟是事实，尽管北洋水师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在相当程度上是清政府为履行藩属国保护承诺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选择。可从此以后，中国与东亚各地区之间，便由“宗藩”关系变成了“外交”关系。在这种“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下面，崇尚礼乐的“王道”交往原则代之以征伐当先的“霸道”行为。对这种强权战略，中国人好久都反应不过来：孙文在神户讲演中希望日本作“东方王道的干城”而莫为“西方霸道的鹰犬”等说教之所以被当时日本人目为奇怪，上述的“朝贡体系”背景实不可不察。
由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所谓“对东方，我们乃西方文明之说明者；对西方，我们乃东方文明之代表者。……此乃我国国民之理想，日本帝国之天职也”（《新日本论》）等狂想几乎是当时大多数日本精英的真实心境，所以，欲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东亚一体化国际秩序，便成为战胜中俄两国后日本人的理论指向和行动目标。可他们旋即发现，事实比他们想像的要难得多。因为在“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的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如中国，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中朝’与‘四裔’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国族为基础的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这种想像的、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葛兆光：《想像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其实对于类似的问题，梁启超、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当时均不乏警戒与洞见。尽管今天日本学者“东亚共同体”说法的提出背景不一定有那么深的历史用意，但樽井藤吉揭载于一八九三年的“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大东合邦论》）的动听说教与后来日本人的实际作为之间所呈现出的巨大反差，倒无法不让中、朝、韩三国人大长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