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二十年后再说“珠还”

作者:黄 裳




  《珠还记幸》(以下简称《珠》)一九八五年五月由三联书店初版印行以后,迄今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一直没有重印的消息。慨自“读图时代”兴起以来,才陆续有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此书,并提出种种编排处理方案。不是我不想叨光吹来的这股春风,其实是考虑这本小书并无一张图片,有的只不过是一束写着字的纸片,怕够不上图文书的资格,不敢滥竽充数,因此一直没有应声。图文书是开国以来出版物的弱项,现在曙光初现,一扫过去寂寞空疏的局面,正是值得举双手欢迎的大好事,但图文书这玩意儿实在并非可以轻易着手的事物。前些时我印过一本《黄裳序跋》,编者自行删去了几篇较长的考订文字,腾出篇幅填上大量图片,相关和不相干的,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大观园中的刘姥姥,经鸳鸯、凤姐打扮,插了满头花朵一样。刘姥姥心里明白这是捉弄她,但只能强颜欢笑地凑趣,共同演出这场闹剧,其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并予同情的。我不是刘姥姥,只得坦率地说出我被打扮后的不舒服来。这是我与图文书的第一场失败了的遭遇战。
  说起图文书,在我国的出版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左图右史”的老话不必说了,以通俗文学而论,从元代开始就有了上图下文的通俗读物,到了明的中晚期,大量附有精美插图的小说、戏曲出现了,俨然成为一座高峰。施用之广也绝不限于俗文学,举凡医卜星相、山川地志、祠庙纪功、诗词画谱,无不以木刻插图为必要的附着物。施用之广,制作之精,可叹观止。一部《西厢记》,竟出现了几十种刻本,各附有精心结撰、美妙无比的插绘,争奇斗艳,蔚为大观。这同时也说明了受到读众热烈欢迎的程度。刊于杭州的《水浒传》、《金瓶梅》,都附有百幅左右的插图,在全世界的出版物中也是罕见的制作。在奉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晚出的《红楼梦》运气最差,乾隆中出现的程高本,也有插图,但却是拙劣不堪的木刻画,对这部名著实在是一种侮辱。直至光绪中才刻出了改琦的《红楼梦图咏》四册,多少弥补了些许遗憾。直至今日,大小出版社无不奉曹雪芹为衣食父母,《红楼梦》的异本迭出不穷。挖空心思,梳妆打扮,就能弄出一种新本,销量一直不衰,新本也就源源不断。同时为《红楼梦》作图的“名手”也随之出现,可惜无论如何变换花样,还是逃不出改七芗的旧套,一人一图,宝钗一直在扑蝶,晴雯总是补裘,无一人别出心裁,取书中无数精妙场面,作全景式的描画。理想的图文本《红楼梦》也一直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真是无可奈何。其实曹雪芹的文章俱在,读者读的是曹公的文字,而不是五花八门的插图或汇评……插图是重要的,但只能是文本的附着物,这是值得重视的第一点。
  
  “五四”以还,作家自编文集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将一个时期或一年、数年所作的文字,统统收拢在一起成集。二周如此,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也无不如此。凡一个时期所作所译,一览无余。看起来似乎庞杂无绪,但像古人的编年集似的,好处是说不尽的。叶、俞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霜枫》等不必说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的别集则不仅收创作,连译文、日记、序、跋、演讲、考证、诗词、通信,文白不论,无所不收。俞平伯的两本散文就干脆以“杂拌儿”命名,鲁迅的文集甚至连北洋政府密件的通缉名单也以“大衍发微”为题发表了。难怪吧儿们也说鲁迅杂文集的一条长长的尾巴最好看,指的就是篇末的“后记”。当然,在这些杂七杂八中,杂文是占着重要位置的。这种编法的好处是,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处境、心情,从而能更深刻清晰地了解作者及其作品,可惜这样编文集的风气已经逐渐沦没,极少见到了。
  旧本《珠》为什么要将《张奚若与邓叔存》列为首篇?除了它涉及了收集名家墨迹,可以看出全书主体产生的因由以外,主要还是为纪念亡友静远。特别是写到静远替我取得胡适题字的一节。从中可以看出北大传统的风习在当时依然存在,学生可以径自跑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辩论,并请求题字。胡适的气度作风,我用了拳师对阵的譬喻,想想还不如说是禅师的机锋来得恰切,这就是胡适使用的带有他个人风格的战法。
  旧本《珠还记幸》有一篇杂文《必胜》(今本已删),是为获得五连冠的女排姑娘们喝彩的。文章平平常常,与全书主体也没有关涉。可是想想,文章写于一九八三年七月,那正是三中全会开过,拨乱反正之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之时,那么杂文所传达的信息就不仅是对女排的喝彩,也是为胜利喝彩,为人民鼓劲。也许这里说得过于夸大了,但全书有此一篇,时代气息就显然可见了。这就是“杂编法”的好处。
  一九八三年秋赴京之前,去看巴老。他嘱咐我一定要抽空到现代文学馆去看看,回沪后把见闻告诉他。那时是文学馆的草创初期,暂时借住在万寿寺。我设法借了一部车子去了一趟,见闻就写在《东单日记续篇》里。设备简陋,困难重重,那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工作之艰辛,看了使人感动。今天的文学馆之富丽堂皇,已成京师一处名胜,可是谁能想到草创时期是那般窘迫。作为馆史之一章,“日记”是多少留下了些微时代痕迹的。
  在设计全书篇目时,曾经听到过一种意见,删去所有“多余”的篇目,保留主体“珠还”部分,只留下两篇《东单日记》作为尾声。初见此设计时不免吃惊,继而失笑。不知道这算怎样的编书体例。真不愧为大手笔,“芟尽枝叶,仅留本根”。不禁想起《牡丹亭》中杜丽娘小姐说的,“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好不凄伤人也。芟尽枝叶,只剩一株光杆牡丹,有何意趣。大约这就是极端“图文主义”的特色吧。
  又有过一种意见,全部以图文部分为主,所有“无关”的文字都放在后面,有如“附录”。意在突出主干,避免“闲文”的“干扰”。
  且试以《红楼梦》中曹雪芹写贾政带领宝玉与众清客验收大观园一回为例,稍做比较研究。开了正门以后,“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看来这就不合“图文说”的要求开门见山的主张,“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才是。贾政的意见则是,翠嶂的作用正在这里,亏它挡在前面,否则一眼看遍全园景色,“则有何趣!”贾政虽然古板迂腐,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番意见还是有道理的。
  再说大观园的主要景点(或卖点),自然是被刘姥姥误认为“大雄宝殿”的“省亲别墅”,这是园中的主建筑,也是验收的重点,偏偏贾政没有仔细检查,只说了一句“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便罢,戛然而止了。相反,对潇湘馆、蘅芜院、怡红院等处却细细观赏,评说甚详。后来写到元春临幸时,才不能不稍加点染,但使用的只是通常写景的套话,绝无情景交融的感情因素。曹雪芹没有兴趣向读者着力介绍重要景点(卖点),在安排、取舍、轻重上,他是采取了明显差别态度的。与今天编者的眼光确是大异其趣。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前后,我在巴金家里看见他所藏的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手稿,是当年在《中流》上发表后保存下来的,十分歆羡。同时也解开了许久以来心中的谜团。先生的文字中每每有“剪而贴之”字样出现,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看到手稿,才明白是用剪刀细心地从报纸上剪下,贴在手稿文字中间。这样做想来有两种好处。不必重抄那些“大文”,也可避免抄写错误。从手稿的仔细剪贴,精心勾画,可以想像先生夜深灯下工作的情景,即使是一篇短文,也绝不草率从事。想想那正是先生大病之后、逝世之前不久的笔墨,就更感到心情沉重了。巴金藏有两篇,慷慨地分了一篇给我。
  鲁迅先生十分喜爱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自费印行了她的选集,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印刷事务。先生亲自设计封面、版式,并手书书前题字,雄劲朴茂,宛如古刻。我是在文生社的积稿中发现的,讨了回来。从此我就收藏着两幅鲁迅先生的手迹,珍惜不敢付裱。回想我收集作家手迹的计划,应该是从此时植根的。这两幅手迹后来都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其实《珠还记幸》应该由它们领头开卷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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