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艺术为什么服务？
作者：杨小彦
剧作家张广天大概对这句口号情有独钟，否则他不会写出《格瓦拉》，不会重拾“街头剧”的大众艺术样式，不会侃侃而谈，从毛泽东思想到革命文艺，从左派艺术到社会主义。我想他肯定是个为了政治而从事艺术的人。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做版画的朋友，他叫刘庆元，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黑白木刻的创作。他的作品是现实的黑白反映，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却显然丢弃了“典型化”的表现，直截了当，让人想起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的传统。那是什么传统？那是一种早已被品位和雅致所丢弃了许多年的传统，一种用木刻来叙述生活的质朴传统。在刘庆元看来，黑白木刻的功能和海报是一样的，目的是方便流传，是广为张贴。张广天遭到了非议，我怀疑是因为有人从中发现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蛛丝马迹。非议他是为了和他区隔，从而和“艺术为政治服务”划清界限。刘庆元呢，则长期无法进入美术的主流，原因嘛，就是他的主题总是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也不典型的景观，其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人一眼就相中的、同时又让人感到惊讶和兴奋的“观念”。关键是他一直都坚持从事木刻创作。而木刻是什么？木刻是一个小画种，不惹眼的、因而不可能产生伟大影响、挑起重大话题的小画种。刘庆元每天从事木刻活动，在我看来，他更像是在写一种视觉日记，其中不乏愤怒、嘲笑、世俗和幽默。
个中原因当然是清楚的。当今中国的艺术，早已不是什么“为政治服务”的艺术了。整个艺术界，尽管他们之间有这个或那个的分歧甚至对立，但在拒绝“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上，却早就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已经从被称之为“艺术风格和词汇”的武器库里搬出了无数的时尚武器来为艺术辩护。在他们所搬出来的武器当中，肯定是不会有“政治”这件武器的。这说明，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在艺术界是无须言明的时尚。
细数起来，这种时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可以看成是对“文革”思潮的一种积极的反动。风气延续至今，尽管当中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暧昧的“政治艺术”，总的来说，否定“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条似乎没有改变。对于艺术界中人来说，艺术可以为许多东西服务，就是不能为“政治”服务。张广天遭到非议，刘庆元的木刻仍然边缘，只是其中一些例子而已。
我承认，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艺术环境渐次宽松，引进的艺术理论名目繁多，创造的艺术风格层出不穷。对艺术理论的探讨，其名词之多，概念之复杂，推论之拗口，也算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使得艰涩与绕语言口令成了维持深刻的有效护身衣。整个艺术领域进步的最大特征是，就美术而言，展览的数量比以往多了，展览的层次也比以往高了，展览的主题更比以往丰富了；就理论和批评而言，人们的著述多了，理论推理复杂了，名词生涩了，一种独特的“美术文风”盛行于天下了。曾经被禁止的艺术形式，比如装置、行为等等，已经成为艺术青年们进行日常狂欢的游戏道具。曾经遭到艺术主流界拒绝的前卫风格，现在已经转化为“当代风格”。本来反抗是一场革命，现在反抗却产生了诱人的利润；本来革命需要人们为之献身，现在革命却成了生产之道。今天，从事艺术反抗事业的获利程度，已经超过了坚守传统风格的获利方式。这让越来越多的充满才气的年轻人投身其间，去从事被命名为“反抗”的艺术生产活动。为全国美展画一张重大历史题材的绘画，至多不过为解决职称拿到一纸有效证明，可一个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作品（比如说吃死婴），马上就能在英国BBC的报道中获得上镜机会，从而受到全球最耀眼的艺术策展人的关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可谓泾渭分明。
今天，艺术不仅仅成为人们发泄的工具，更成为社会繁荣的点缀。艺术在丧失其社会批判的功能的同时，也成了生产之道。这说明，艺术狂欢并不等于社会也在狂欢。当宋冬轻而易举地把可怜的民工拉来做他的作品内容时，究竟是民工地位获得了改变，还是艺术家本人的知名度获得了提升？当民工们脱掉上衣，拿起相机，加入图像狂欢的仪式时，他们的生存状况依然如故。当那些以冒险著称的纪实摄影家拿着“可怕”的相机深入穷乡僻壤，把可怜的人们拍了又拍时，究竟生活中的人们改变大还是拍摄者本人的改变大？不幸或偶然成为摄影家镜头中影像的人们，大概一生也不会知道世界上有个摄影比赛叫“荷赛”，有个图片社叫“马格南”，有个重要大奖叫“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在今天的艺术界，究竟有多少人真的会去关心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会去关心社会正义的视觉表达？会去从事一场新的、可以命名为“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事业？今天是一个奇特的日子，各种艺术群体在急剧膨胀，权力意志在巧妙隐形，图像暴力正束装待发。在这奇特的日子里，就是没有人认真研究“艺术为政治服务”这句口号。如果它错了，它错在哪里？它为什么错？如果它招人恨招人骂，为什么？如果它导致了恶劣的结果，真的如此么？
实话说，骂一句口号很容易，可讨论“政治”，可能真的就不那么简单了。也许出于这个原因，“文革”以后人们就一直对此语焉不详，长期处在失语的状态中。结果是，在今天，如果有人想通过艺术来谈论社会与现实，可能真的是有违潮流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与历史的情境中，谈论“艺术为政治服务”会让人不知所措。不过，我私底下以为，谈论这个话题之所以还有意思，就在于它让我们重视审视直面现实的意义。在今天这样一个视觉几近狂欢的年代，人们如果不选择参与狂欢，那就要培养直面现实的勇气了。
谁都知道，批判“艺术为政治服务”是“文革”以后解放艺术的前提。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艺术一直都给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艺术遭到了政治的践踏，以至于自我毁灭。人们那时是同意这种批判策略的，否则艺术界就不会欢呼吴冠中先生的“形式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艺术界正是借着“形式美”，才把艺术从政治的战车上劫夺回来，从而促成了此后一系列艺术变革的发生。
不过，从政治战车上劫夺回来的艺术，究竟是个什么，却实在不好回答。当理论家们遵循着严格的逻辑理路思考这问题时，他们发现，“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一样，很难找到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因为所有对艺术和美的解答，其实都是尝试性的，都经不起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分析。自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人们如饥似渴，引入了许多西方的艺术与美学理论。那个时期关于美学的文章之多、之长、之复杂，可能都是空前的。那阵子我也是个美学迷，也积极加入到那场关于艺术和美的空前大讨论中。结果很沮丧，我发现，关于“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这种思辨性的问题，既无法从理性上获得确切的解答，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寻找到客观的支持。在我看来，“什么是艺术”和“什么是美”，本身就是人为设定出来的伪问题，没有真正的理论意义。
“什么是艺术”不好回答，那么，“什么是政治”好不好回答呢？
和上述相反，关于“什么是政治”从来就不难回答，只是不好直说。自古以来，一旦问到“什么是政治”，参与这场游戏的人都会彼此会心一笑，心知肚明，然后装出个糊涂样来，说说“今天的天气”之类的话。原因我就不用解释了，因为要回答它则往往带有血腥味。这说明，人们可以回答“什么是政治”，却不能随意讨论政治。历史的经验也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讨论政治太过分了，一定会招惹麻烦。更重要的，过于热情地讨论政治还很可能出现失控的场面，弄不好会走向“暴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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