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世界失魅 中医何为

作者:杨煦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医学博士,在完成了漫长而严酷的德国医学训练并获得学位之际,开始了她的中医研习和进修。当她兴冲冲准备前往心仪已久的中国时,她的母亲,南德斯瓦本地区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她继续沉湎于异教徒的巫术,并且前往这个异教徒的国度的话,她的继承权将被剥夺。做女儿的因此面临痛苦而充满风险的抉择——走?还是不走?——生活中随时都可能冒出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最后她还是出发了。走前告我,她既会把中医学好,也终究会保有她的继承权。前半句出于她的自信和决心,后半句则出于她对家族、对斯瓦本性格的直接而深刻的理解和判断。后来,事情果然大略如她所料:两年之后,她在图宾根市中心的私人中医诊所开张;又一年有半,她在图宾根半山腰的“典藏级”地段购置了她个人的第一座花园楼房。“剥夺继承权”的话头早就烟消云散,她早已重新成为这个斯瓦本家族的令人骄傲的女儿了。一场似乎该有很强文学张力的家庭冲突,不期然地便化解于无形。
  这个没有多少戏剧性的结局,事实上却深深植根于颇具意义的精神戏剧。斯瓦本地区是德国资本主义的重镇,这里是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影响交叠覆盖的地区。这一带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精神”漫延浸润的重要地区之一。上面这个与中医有关的故事,恰正与 “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或译为“合理化”)这一概念的韦伯式阐释和不一定很韦伯式的阐释有关。尽管这位医生朋友的母亲是个专职的家庭妇女,但当她慷慨激昂地指责“异教徒”及其“巫术”时,其背景正是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近代欧洲传统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某些堂皇的先入之见。这里,理性的/巫术的、基督教的/异教的、文明的/野蛮的判然对立,褫夺一个执迷不悟地同情并耽溺于异教徒的巫术的女儿的继承权,何等天经地义!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里, “继承权”这个字眼凝聚了多少威严和分量。后来,之所以皆大欢喜,又是何等天经地义——在这个“蒙召说”与“预定论”交相浸淫的地区,还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显耀主的光荣呢?成功者的“原罪”是可以豁免的,或者,成功者没有原罪!
  当这位中产太太谴责东方的“异教徒”的“巫术”时,她当然忘记了这世上不但有令她烦心的TCM(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 传统中国医学), 而在她自己的国家, TDM(Traditionelle Deutsche Medizin传统德国医学)也正在复活,而今天走红的顺势疗法也正在拼命向TDM索取灵感。她也不会深究,这TDM 也许与那些被焚烧的女巫、与那些中世纪的炼金术士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她更不会想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这位神之子,在当时的追随者心目中,本身可能首先就是一个“奇迹医者”(Wunderheiler),然后才是“救世主”,而这本也是他之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原因之一。
  与这个中产太太相比,更有意义的则是今天某些专业人士的种种观念。在德国的医疗改革中,中医被不断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近年来,从现实政治的功利主义、也从全球化时代的视野出发,政治家们为了维护欧洲的既往的优势、救治日益凸显的福利政策危机、寻求新的思路和出路,不时向中医投来关注的眼光。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保险公司是否支付中医治疗的费用、中医在医疗体制中的地位问题等等,不断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各种试验性、过渡性的模式,不断被付诸实施。但是,一个关键性的、带有立法意义的变更,则始终还在漫长的难产期中。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民盟在欧洲议会中的召集人马库斯·菲柏关于医疗改革的建言,便这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在题为《只有引进可选择医学,我们的医疗体系才能持存》的访谈文章中,菲伯的建言其实并无耸人听闻之处,与一般政治家的老生常谈不同的是他的真诚倡议:基于改善医疗保障体系方面的问题的需要、鉴于八百万慢性病患者实际上的无助状态和医疗开支的爆炸性增长,引入“可选择医学方法”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在所有“可选择医学”中,“首屈一指的就是中医疗法”。“没有针灸和中草药,中国,这个地球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将不可能以如此有效而价格低廉的方式解决大量民众的医疗问题。”(《焦点》杂志,二○○一年五十一期)应该说,这是一篇既有政治责任感又有充分文化眼光的文章。而恰恰因为他并非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有可能直接影响政治决策方向的政治人物,回声自然广泛。颇有意味的是,反对的声浪主要来自专业医学界。其中,对菲柏攻击最力的则是一位名为卡尔·C. 迈耶的专业精神病医生。不只对菲柏本人,这位精神病医生的矛头更直指中医和中国(见http://www.neuro24.de/index.html)。作者明文标示的纲领是“因中医而罹病的人,恐怕远远多于它所疗治的”; 并未直言而又实际上着力引申的,则大概是:中医药是中国的灾难,再不小心就是德国和人类的灾难。
  对中医的妖魔化,现在看来还仅仅是个开端。全球化之“狼”终究还是来了,也就是说,在全球性的大循环中,观念、资讯、技术、资金和产品等等从原来的发达国家向其他国家的单向流动,尽管目前还是主导的方式,但再也不可能是惟一的方式了。一种文化和经济上的纵横交错的互动局面,是再也回避不了的现实。讨论中医这样的问题,从此再也不是异国情调的灵性消遣、不是New Age式的文化造反,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一方面是福利和国家财政的平衡(对政治家而言),一方面则是行业利益(对专业医生而言),一切生死攸关。文化观念不再仅仅导引着精神时尚,而是连带着便把人引入生存斗争的广阔的或显形或隐形的战场。因此中医这回可成了“狼”。在这一点上,这位精神病大夫的激烈、极端和慌不择路,并不是没有可以理解之处。所有这些,令人联想起一九二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但这一切又发生于如此不同的语境之中——那时的中医,则是一头亟待宰杀的“病羊”。
  正因此,对中医的现代命运的把握,必须置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视野之中。
  在关于现代性的各种论式中,“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是一个韦伯式的表述,这是对欧洲现代的诞生和崛起的一个表述方式:合理化以它特有的欧洲品格,如何导致了欧洲现代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的诞生。这里我们所需要讨论的更是一个“失魅了世界”(eine entzauberte Welt)——即这个“现代”或者已经完成,或者虽未完成但却成为价值判断的新准则,甚或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世界。只有把“世界的祛魅”(过程)和“失魅的世界”(现实)同时纳进视野,一种现代性反思(特别是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才有可能。“祛魅”更多是一种客观的过程描述,并且建构于那种韦伯式的价值中立的理想范型方法之上。而作为人为的社会运动的“现代化”,正是对这个过程的非欧洲化的表述和剥离文化关联的复制。“失魅”则是一个赤裸的事实,祛魅的过程,已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层面都打下了难以覆盖、无可挽回的烙印。海德格尔那种常令人一头雾水的“世界世界着”(die Welt weltet)的古怪话头,恐怕也正是对这个赤裸的事实的另类表述。这正是我们今天生活世界的基本的、并且几乎是宿命性的给定性。而这也正是我们所有实践和理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就中医而言,对中医的命运真正构成打击和威胁的,诚然首先是与“祛魅”相关的一切:自十七世纪以降,在笛卡儿、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这一串名字之后,在技术理性节节胜利、世界图景彻底改观之后,实验科学的发展所导发的新的评估体系在一切领域的雄踞霸首,并且越俎代庖也就在所难免:数学化、定量化、可通约性、(相同条件下的)可重复性等等,成为“科学性”的自明前提。这里,古典科学和现代科学的分野、古典科学的合法性等等被理直气壮地抹杀。拜五四运动之赐,“科学”,这位“赛先生”在中国语境中一路高歌,成为了超越党派意识的充分价值化的超级意识形态。科学等于进步等于理性等于现代,等于信实不虚、童叟无欺、终身保修、如假包换。等于真并且等于善!在现代汉语的实际语用中,“非科学的”、“不科学的”(更不必提“反科学的”)这些形容词都凝聚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威严和杀伤力。可这个在中国语境中被如是价值化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呢?在作为近现代科学的大本营的德语文化中,科学,Wissenschaft(en), 不过是知识系统的意思。明乎此,那么,任何时代都会拥有一套把握世界把握生活的知识系统,每种系统都有一套自洽的、独立的范式(Paradigmen),不本来天经地义么?!就宏观历史时段而言,古典时代自有古典的知识系统、而近现代有其近现代的知识系统,各自又都在特定语境中有其自洽的范式。尽管后者目前事实上是最为强势的也可能是比较明晰有效的系统,但有什么可以为后者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提供依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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