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张竞生的《性史》：色情还是性学？

作者：彭小妍

　　张从玛丽·司托泼那里承继了一个相同的策略：揭开女性情欲的秘密来确保两性性行为的双方协调。但和玛丽·司托泼以及蔼理士不同的是，张鼓励女性的情欲自主而非被动地等待。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学专家多半认为女子情感纤细，容易导致歇斯底里以及其他精神上的极端表现，因而需要男子的保护。但对张竞生来说，女人是社会里的花朵，可以用她们的美丽和魅力来创造一个“美的社会”，并取代男子成为社会的中心。换句话说，女性的纤细特质，如果控制得当，是管理社会的宝藏，可以使社会免于战争、龌龊和不公。这个观点在《美的社会组织法》一书里有明确的阐发，书中有一个部分就是以“新女性中心论”为标题。
　　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张不是惟一倡导女性中心主义理论的人。在《世界婚姻和文化丛书》里，有一本书名即是《女性中心说》。这是当时知名文学家夏尊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而日文的原著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领导立彦和女权主义运动领导菊井山川，两人从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Ward）的《纯社会学》（Pure Sociology）一书中的一章翻译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夏尊的翻译同时参考了日文的译本和英文的原著，而且自由地从两个来源里选择所需的材料。他翻译的第一部分是从日文本而来，但第二部分却又转而翻译英文的原文。原因可能是日文的版本里，日文译者所加的评语对阅读有所助益。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选择性地译介了西方知识。后代批评家多半认为这是一种随机的过程，然而这绝对是一种经过审慎研究后的主观选择过程。在接受西方各知识流派的洗礼中，知识分子们一定会发现某些知识特别契合，得以解答长久以来所思索的问题，而当这些想法慢慢积累成一种意识形态后，他们自然会寻找支持其意识形态的材料来进行问题的探讨。当然，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不必要”的材料就会被抛弃。所有被选择的材料都是用来组成一个意识形态宣传的完整性，《世界婚姻和文化丛书》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所选译的著作都是为了宣扬女性自主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初西方性学的目的之一在于唤醒女性的性意识，这个现象必须放在世纪末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大潮中来解读。“新女性”的概念便隐含了女性情欲解放和新男女关系的概念。张竞生关于女性情欲的理论应该看成是当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环。自晚清以来，为数众多的报章杂志都是以妇女议题为诉求，例如《女报》、《女性世界》、《女权》、《妇女杂志》和《新女性》。张竞生的《性史》所阐发的性乌托邦和其《美的人生观》以及《美的社会组织法》二书中所描绘的，并无二致，而他创办的《新文化》月刊也是这股文化潮流中的一脉。不同的是，他把读者的焦点引导到了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禁忌的领域：女性性象。就学科历史的角度而言，张竞生的《性史》企图在中国将性学建立为学科，但难免以科学之名，夹杂了许多通俗化的知识，而似是而非的通俗知识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事实上，到了今天，虽然性学在医疗体系中已成为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对女性性象和身体究竟了解了多少？女性的身体至今仍是医学上最难解的谜团之一。
　　此外不能忽略的是，张竞生的性革命和晚清以来的“自强保种”论述息息相关；自强保种的逻辑结论就是优生学。张竞生相信女性在性高潮时受孕，可以生出体格强健、出类拔萃的孩子，因此不厌其烦，再三阐释女性性高潮的意义──男性即使不能驰骋沙场，在床上取悦女性，亦是报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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