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惟一的哲学问题”
作者：吴 飞
“神圣的人”从特定的法律概念转变为关于人性的基本假定，最核心的环节就发生在基督教的那个神话中。说人是一种兼有神性和罪性的存在，不正是对人是按照上帝的像造的，但又具有原罪这个假定的另一种说法吗？无论是自杀社会学还是自杀心理学，都强调，自杀者的最大特点是绝望。而用“绝望”来判断人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当然是基督教信、望、爱三德中“望德”的产物。只有到了基督教那里，“绝望”才和不信、无爱一起，成为超越一切的最大的罪恶。正是基督教中对绝望者的谴责，才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西方的自杀话语。基督教中的绝望问题，并不是一般说的对前途失去希望，而是对自己被救赎的绝望，往往与一种彻底的忏悔联系在一起。悖谬的是，基督教一方面让人们不要对尘世生活和人间的美抱有过大的希望，一方面又不准人们失去救赎的希望。换句话说，基督教要求人们不断地否定尘世生活和自己的欲望，否定得越彻底越好，但是又不能彻底到把自己的身体也一同毁掉的程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8章24—25节）而西方文明中最典型的自杀者，乃是《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人和《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他们首先是恶人，但又不永远是恶人，而是终于良心发现。恰恰是这种深刻的忏悔使他们无法原谅自己，从而才走上了轻生之路。他们恰恰是非常符合基督教的基本德性的，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罪，并且严厉而彻底地否定自己。但是，这种否定却不能拯救他们，而是坚决地把他们送入了地狱。
这种良心发现导致的自杀到了新教里就更加突出了。在十六、十七世纪，我们不时能读到，某个雄辩而渊博的基督徒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被基督抛弃的人，是必然堕入地狱的罪人，甚至能用自己的神学理论驳倒诸多神学家，从而走向自杀。韦伯告诉我们，新教伦理的入世苦行给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信徒带来了救赎的希望和奋斗的勇气；但是，这样的教徒一旦相信自己就是被抛弃的罪人，那绝望也是不可救药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各个兴起中的现代国家规定了对自杀者的种种严厉处罚；另一方面，逐渐发展中的精神医学也开始为绝望的自杀者开出新的诊断书。英国著名的医生和文人伯顿（Robert Burton）的皇皇巨著《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不仅是现代精神医学的奠基之作，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伯顿把忧郁症的生理起源与神学话语结合起来，指出，忧郁症往往是黑胆汁过多引起的，而黑胆汁则是魔鬼的洗澡水，因为魔鬼总会潜伏其中，诱惑人们自杀。这种诊断在现代医学看来也许显得幼稚，但它一方面上接基督教神学对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现代精神医学的种种尝试。“绝望”逐渐成为抑郁症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自杀与抑郁症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科学”的依据，而正是因为，二者的主要特征都是绝望。这种绝望，正是伯顿笔下的魔鬼洗澡水。就在几十年前，欧洲的两个生物学家还惊喜地发现，是人体所分泌的色洛托宁（serotonin）的缺失导致了自杀。这种说法，与伯顿的黑胆汁理论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写到这个地方，我们似乎已经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追溯到了现代自杀学的源头，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出来，产生西方自杀观念的一些根本环节，是我们没有的。对于不相信上帝创世的神话，甚至也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自杀学当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完全另辟蹊径，建构中国的自杀理论。但是，正像那些自杀者一样，在好像达到了最美好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来到了最危险的环节。下面一步应该怎么办，并不是那么不言自明的。我们是不是因为朱丽叶与祝英台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就把基督教文明当中的自杀学贬为另一种地方性知识抛弃掉，然后，再用我们自己的地方性知识，重新把祝英台迎回话语的中心呢？
问题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如果刻意地回避朱丽叶，不自觉地用“地方性知识”，这另外一种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话语，来为祝英台梳妆打扮，那是不是又把她重新变成了一个朱丽叶呢？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几次想就此回到中国理解祝英台，但每次都归于失败。自杀问题似乎揭示了我们的学术话语中很多根本的问题。也许，要真正弄懂祝英台的一颦一笑，我们暂时还是要回到朱丽叶的身边；而要成就雍容大度而又美轮美奂的中国式生活，我们又怎么可能排斥朱丽叶的存在呢？
是的，我们不能因为终于发现了西方文化与我们的区别，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对它的研究；如果是那样，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中国式“地方性知识”，最多也不过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成为诸多供人猎奇和欣赏的文物中的一个。悖谬的是，要回到最纯粹的中国式生活，恰恰需要对西方文明更地道的了解。
因此，我们不得不走得更深一点。在现代西方自杀学话语里，不论是哲学的、宗教的、医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善与恶之间的纠缠，一个是存在。自杀学的基本理论，来自于对人这种兼具善恶本性的存在的考察。当中国文明与这种自杀学相碰撞时，最根本的困难产生在对“存在”的接受，而不是对善恶之争的理解。这种困难，正是翻译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时产生的困难。我们并没有像西洋人那样，把生命当作一件事物，也没有把死亡当作这种事物的消失，因此，如果让哈姆雷特像现象学家那样说中文，就会显得极为不伦不类。在我看来，在诸家译本中，还是卞之琳先生译的“活下去还是不活”最符合中国人的感觉，虽然可能最不符合英文原文。
虽然我们不会把生命当成一种存在，不会从赤裸生命（bare life）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善与恶的相互纠缠，尤其是现代以来对这种悖谬的种种表述和解决。在我看来，基督教文明是从罪性与神性的存在出发，来理解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的这对基本吊诡，从而发展出了蔚然壮观的现代自杀学。而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必须理解善与恶的这对基本矛盾。
因此，世界自杀学的真正源头，还不是伊甸园中那个非常偶然的神话，而是这个神话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都要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为什么总是充满了罪性？基督教的神话告诉我们，这种关系，来源于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人之间的紧张。而这个神话说法表述为哲学语言就是，人和超验的存在，或者说绝对的美好之间，同时存在着亲和与紧张。如果以为，这一切都仅仅是夏娃的偶然不坚定造成的，那么，人们一定会认为，如果夏娃不那么轻信，或者如果那条蛇不来诱惑，我们不就没有这么多不幸，从而也就不会有自杀了吗？换句话说，不相信夏娃的故事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被创造和堕落的我们，不是不应该具有这样的罪性，从而不应该陷入自杀这种悖谬中吗？把一切都归给夏娃和亚当的偶然堕落，可谓胶柱鼓瑟；而以为没有伊甸园里的故事，就不会堕落，从而也不会陷入自杀，可真是掩耳盗铃了。
只要我们把捂在耳朵上的双手放下来，我们听到的未必是喑哑而恐怖的铃声，而可能是非常美好的音乐。那并不一定是教堂里才唱的《弥赛亚》，而往往是赞美人类共有的美好生活的《欢乐颂》；那也不一定是让绝望的灵魂惊恐的《魔鬼圆舞曲》，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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