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一份尚未完成的试卷
作者：孟 悦
对于“人”的意义的了解欠缺以及对生命本身的无知，还培养了符合发达主义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日常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导致了对于身体的滥用，并进而给自然环境、农业、淡水、空气和世界资源带来耗损和威胁。一九九四年，一本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美国书在国内激起了很大反感。书中讨论的是中国人的吃——世界上的资源是否能够喂饱日渐富裕起来的大国的十四亿人口。其实这个问题，用《大分流》的作者彭慕兰的分析角度很好回答。认为喂饱中国人口要耗用世界大量资源的说法，是根据西方人吃肉为主的饮食习惯和这种习惯所需要消耗的土地、水等方面的资源来计算的。吃肉为主的饮食并不比菜蔬豆类为主的饮食更营养更健康，但却耗去大量的土地资源。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按照自己本来的饮食习惯，在饮食中吃八成以上的蔬菜杂粮，这个资源的问题就立刻可以得到缓解。如果说江南的农业文明有什么地方比西方农业领先的话，那首先是对植物土壤品性的了解，再就是多种节能而富于营养的饮食习惯了。这就是为什么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和西欧同样面对人口增长的土地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像西欧国家那样面临饥荒和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然而，在发达主义情结的影响下，关于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焦点即资源问题被忽视，使讨论再一次沦为“中国要否发达”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讨论。而且显然，争论者对于什么是“发达”和先进实际上并不清楚。尽管“发达”国家的“先进”饮食已经从九十年代末就趋于大量素食乃至生食，但是对刚刚在学习西方的国人来讲，有多少人会承认江南的以多种素食为主、肉食为辅的饮食习惯比西方食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更“进步”而更合乎人性呢？
结果是，随发达而来的一个流行看法是把肉食为主的饮食当作是人类“好生活”的标志。当今，肉食工业已经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工业，吃肉更便宜更容易了。不少城市人正在变成真正的肉食者，即以肉食兼鱼类为主，蔬菜谷物为辅，甚至干脆不吃。实际上，很多科学研究都已证明，人类的内脏的生理构造是不适合肉食的，从猿类发展进化而来的人类，本来就是素食者。人的牙齿细密，肠子长，为的就是消化有纤维的蔬菜谷物水果，而食肉动物则肠子短，牙齿尖利。如今，富裕起来的人们反倒把更适合自己身体的、以五谷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变成了偶尔吃吃的减肥食谱了。
这种因“发达梦”派生而来的肉食者的生活方式正在甚至已经成为人类本身的敌人。首先，肉食业带来的各种污染已经远远大于工业污染。美国EPA已经确认，畜牧业污染物（包括动物粪便和排泄物）是全美60%以上废水河和废水溪的主要污染源。而牛的打嗝放屁和圈养牲畜的粪便污染是臭氧层遭到破坏的最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肉类并不健康，恰恰相反。虽然人类的疾病大多数来自牲畜，但最先进的抗菌素却首先用来防止肉食动物因生病而“减低产量”。美国每年产的抗菌素中有70%被用来给动物喷洒防病，这也就是一旦人类传染了牲畜的病毒，通常很难救治的原因。同时，肉鸡肉猪肉牛的饲养方式完全是反生命的——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反生命。家禽业把肉鸡像塞电池一样塞在笼子里，每只鸡一生的空间不超过一张信纸的面积。可怜的牲畜身上布满了脓疮腐肉，连同粪便一起形成的毒气使养殖场工人不得不带着防毒面具工作。给动物注射的生长激素、抗生素、催生瘦肉的兴奋剂，连同饲料中高于蔬菜十五到三十倍的农药化肥，随着动物的肉一起进入人类口中，成为各种癌症的主要来源之一。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里的“食”却已经到了既反天、又反人的地步。“发达梦”深刻的反讽就在这里，人类的身体、胃口、饮食习惯已经成为可怖的大型肉食业发展的钱袋、毒素收集站和垃圾桶，而我们有些人却还把它当作是自己好生活开始的标志。
对于人均耕地占有量仅有一点四亩,而且还在逐年递减的中国人而言，近十几年滋生起来的肉食习惯毋宁更是一场资源噩梦的实现。原因很简单，动物吃饲料长大所消耗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远远大于人类。据保守统计，按照常规的肉类喂养方式，得到一斤牛肉需要喂进七倍的饲料，得到一斤猪肉需要喂二点六斤的养分，得到一斤鸡肉需要喂两倍的营养。因此，为人类肉食习惯多养一头牲畜就如同在已经超载的人/土比例上再大幅度增添人口的比重。下面是关于肉类浪费环境资源的几个数据：
养活一个肉食者耗用的耕地足以养活十四个素食者；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十七斤黄豆；生产一斤牛肉所用的耕地可以生产二百五十斤马铃薯；饲养一只鸡吃掉的蛋白质是六个人的所需；生产一斤猪蛋白耗用的水可以灌溉并收获十五斤植物蛋白；饲养一只牲畜,消耗的全球淡水可供四个人生存；而三只牲畜养活世界人口年均不到零点八人；圈养一只猪一天所排放的废污水是五个人的总合；仅仅一只牛一天排放破坏臭氧层的甲烷二百多升；圈养一千只鸡每星期制造无法回收的粪便一点四吨；消费二点三两牛排意味着永久剥夺二十多种植物、一百种昆虫、二十种鸟兽的栖息地（John Robins,Diet for a New America，许兆隆著《素食与环保》,Journal of American Diet等）。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美的一些关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就已经把包括饮食在内的日常生活作为公共意识以及人类公共性的重要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把饮食和人类平等、饥荒、地球资源以及人类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使我们看到，目前，为人类的肉食为主的习惯而强迫饲养的牲畜已达世界人口的三倍之多，消耗世界一半的淡水，占用将近一半的耕地，毁掉地球八分之七的森林，排泄占总量20%—30%的导致温室效应的甲烷和氮氧化物，制造亿万吨含有各种化学物质的粪便，食用世界谷类总产量近40%，却仍有九亿人——包括四亿孩子——在挨饿！
在中国，近年来出现在我们饮食习惯上的意识形态误区正在把“谁来养活中国”，至少，谁来养活中国以肉食为主的那部分人口，变成一个真正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然而，虽说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及媒体也关注环境、饥饿、生命等重大问题，却似乎不大留意随着发达主义和“现代”概念而流行起来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的政治学内涵。我们的政治关注多半停留在机构性和政策性的层面，而没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私人行为中的公共道德伦理。在饮食习惯问题上，更是动辄把它归结为养生之类的闲谈。结果是这种由生活饮食习惯而造成的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因为没有以工资、收入和金钱物质等传统形式反映出来，甚至很难得到有公德心的人们的关注。其结果是，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学这样一些重大领域往往是由商家，以及国内国外的大型肉类工业来垄断的。事实是，如果中国有两亿人口也就是每七人中有一人养成吃肉为主的习惯，就已经超出了我国的土地资源的负荷，而另外十二亿人口则要靠进口粮过活。如果中国再多一些肉食为主的人口，那么在本土之外所占用的世界的土地和水资源也是相当可观的。即使《谁来养活中国》一书的作者对中国可能抱有种种偏见，乃至用心不良，但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却的确已经到了正视资源问题，把自己从连西方发达世界都已经偿付不起的现代“肉食者梦”中解救出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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