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我们”如何论述香港

作者：杨立青

　　而在全球化论述中，除了身份认同问题，“城市”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议题。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化城市，它除了具备全球化城市的一般特点，还具有自身的“特质”。第三部分的“城市想像”所要处理的，就是香港的城市流动、开放和混杂如何形成香港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独特城市想像，“城市”论述因此也为无根的香港文化提供“在家”的感觉与本土论述的据点。而在第四部分“雅与俗”中，则从文学生产的建制、政治，以及“严肃”与“流行”文本的内容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复申述“雅”、“俗”文化形成的历史，尝试把无休止的“雅”、“俗”争论转化为较积极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为香港所生产的“都市文学”做出较公允的评价，并建立起一些“都市文学”的美学准则：文化乃一整体，是“平常事”，人们通过文化所提供的工具来表达自己，描述他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因此“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限应该消弭。而雅、俗之辩，对于香港这个商业挂帅的城市的意义并不大，相反，探讨“流行”文本的特质及其所生产的快感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中与美感经验“磋商”，可能是更“好”的香港文学的论述路向。在该书最后部分的“性别与政治”里，通过对性别与文本政治问题的分析，探讨确立一种文学阅读的策略与可能性，消弭“男”“女”二元对立的困局。
　　综观全书，首先值得总结的是，在“香港文学”里，论述香港的人也许是外来者（如叶灵凤、施叔青、王安忆等），但在对这些香港文学的研究里，研究者却大多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这说明，香港论述里的主体性意识，实际上构成了该书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也就是说，无论前人或他人是如何论述香港的，经过了双重（甚至多重）论述后，一种“寻找香港人的声音”的“我们”意识开始获得生长。
　　但不无吊诡的是，这种对于香港的“主体意识”的生长，在我看来，却是以香港的“特殊性/独特性”为论述的潜在前提的：中心与边缘、国族叙述与香港故事、全球与本土等的二元对峙，以及在这种对峙的“夹缝”论述中所蕴涵的“香港特殊性/独特性”，在书中得到了诸多研究者几乎是“集体无意识”般的强调。如也斯在对“我们的想法和说法是多么容易被其他观点和声音所吞没”表示某种异议时，曾解释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其他观点和声音”，“对于香港或外面其他的文化模式不能理解，暴露了本身文化认识的固定性与单向性”，“而忽略或压抑了香港文化的特色，必然会引致其他种种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对于香港而言，“特殊论”与“香港主体意识”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在某些时候，前者构成了后者的有效手段或工具。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特殊论”所催生的身份自豪感，并不仅仅相对于中国内地（除了经济方面远远领先于内地，香港在文化与经济上也有“北进内地殖民”的论述），而且相对于殖民宗主国大英帝国，也同样如此（在该书中，不止一位学者提到香港人因香港所取得的成就超过英国而欣喜）。
　　然而，正如在论述香港的边缘地位必然要涉及某个中心一样，这种由“特殊性”而伴生出来的“边缘论”，本想推衍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香港，却在实际上又往往容易掉入“自我他者化”的泥潭。换句话说，在确认自我的主体性时，必须在自我之外建构一个他者，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做出种种的区分，这也是“特殊论”的一种自然延伸。但问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重压，却使得这个主体注定是个虚弱无力的主体（王德威就认为香港的历史是“关于主体缺席、记忆消失的历史”），它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起作为主体的尊严，而只能在不无自怜自艾的自我论述中，再次将香港对象化，完成将“自我他者化”的轮回。更“严重”的是，假如一味地以确立自我的“主体性”为旨归，是否会陷入某种理论的狂妄与狭隘？因为当只把“特殊性”作为论述香港的不二法门时，一切与之不“合”的论述都会得到有意无意的剔除。而至少在理论的层面上，一切与香港有关的论述都从某一角度建立了与香港的关联：即便是最为香港学者不满的关于国族主义的“宏大叙述”，其实恰恰与香港本身的命运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包括回归等问题，皆与此息息相关。
　　当然，“特殊论”有时也并不一定指向一种身份的自豪感，恰恰相反，而是处于文化“低势”的一种反击与自我辩护。具体来说，其指向就在于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文化沙漠”论。如马建就曾经激烈地批评香港文化的低俗、庸劣、混杂、不伦不类，甚至说出“称香港是文化垃圾一点也不过分，我倒觉得文化沙漠干净点好”类似的过分之词，其引起香港文化人的愤怒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他们的反击与辩护却几乎都是围绕香港相对于内地与其他地方的“特殊”来展开（认为他们不了解/理解香港，因此不“配”谈论香港），从而使得这样的香港论述策略，更多地陷入自我遮蔽与自我封闭的泥潭。
　　话说及此，我们不妨提及在这本书中，流露于字里行间的香港学者的“挫折/挫败感”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因缘，也有现实的刺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一百五十年前被割让给英国，尽管这个事实本身曾经引起香港人历史记忆的创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变得面目难辨，甚至变得非常暧昧：比如说很多香港人虽然觉得英国的殖民统治给香港带来了种种罪恶，但正是殖民统治使得香港较早地进入现代，成为“亚洲最古老的现代城市”（香港民政局局长何志平语），并因此取得了骄人的经济成就。香港的所谓“特殊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形成并获得其“合法性”。但随着“九七“的临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现实的刺激与历史的创伤记忆混杂在一起，成为香港前所未有的“挫折/挫败感”的根源。而假如再加上回归以后的“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经济的重创，经济上的低谷更是加剧了香港论述的灰暗度。也正是在此境况下，近二十年来，集体性地自觉讲述“香港故事”，可以说构成“九七“过渡期的一个特殊文化现象，重新回顾并反思香港的历史与现状的作品，一直充斥于香港的报刊、书店与市民的日常言谈中，“边缘论”于此也获得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与体认，尽管在也斯看来，对于香港文化工作者来说，“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个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
　　然而，“自我他者化”假如是一个陷阱的话，它又何尝不是一种机缘？而这也是这本书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对前人/他人所讲的香港故事进行重新讲述的同时，正是借助“自我他者化”的临时性/策略性因素，以此来回顾、审视、反省自己，并由此出发获得重建“自我叙述/论述”的动力，并在“寻找香港人的声音”和“努力建立本土的文化诠释空间”方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理论活力。因此，正如罗贵祥在《经验与概念的矛盾：七十年代香港诗的生活化与本土性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政治因素，讨论香港文学或文化的论述，都会很有意识地追寻，甚至标榜这个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土性的特殊风格，尽管这种‘本土性’其实可以是由想像建构出来的……本土性并不是一个自足自存的实物，而是语言与意识的客体。本土性的产生，不是意识追求日常性经验的认同与结合，或寻求两者的统一性，而是意识对当下的日常经验的距离性反思，透过理解日常经验的殊异性，增加意识中的外在知识，亦从而更能了解自己。”
　　（《香港文学@文化研究》，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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