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上海出租车抢案
作者：王德威
大王是启动这一叙事游戏的关键。大王曾经当过兵、也成了家，在四个人里见过最多世面。大王是个有心人，为了磨合彼此默契，得空就让兄弟变着花样玩扑克牌，玩成语接龙、故事新编，当然还有“盍各言尔志”。大王自己更是天地古今，头头是道。一个抢匪集团竟然容得下如此的文学趣味，毋宁可怪。王安忆显然认为这些歹徒看着放荡不羁，其实是没有出路的；而闲磕牙似的语言游戏是没有出路中的出路。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没头没脑的故事里，王安忆找出了历史和当下现实间的线索。大王来自浙西乡下，一向自命见多识广，得理不饶人，哪怕都是歪理。他在百无聊赖中悟出，莽莽乾坤，惟有英雄才能造时势。朱元璋起事之处，正是他原来谋生的地带，有为者亦若是。往前看，成吉思汗不是一代天骄？往后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天下山河，民生民心，古今多少风云变幻，尽在谈笑间。前面讲的法，讲的现实，不是不能改变的。大王口若悬河，想像丰富，简直就是个小说家。我甚至要说大王的真身不是别人，就是王安忆。
王安忆当然不无反讽意图:大王几乎是个概念式的人物，当不得真。他自恃的“魅力”毕竟只及于三个喽，而他口口声声的“勇”与“谋”最后证明不堪一击。但问题不在大王的成败与否，而在于他的非非之想如何彰显了一种历史意识。成王败寇，古今皆然。天地之大，有多少像大王这样的人物不甘现状，伺机而起。不是说英雄不怕出身低么？不是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么？但机会一闪即逝，惟有大志者，不，有大想像力者，方才能赋予形状，填充内容，从无创造有。
这触及到《遍地枭雄》的核心。我以为这本小说不只讲了个上海出租车抢案，更讲了个有关“创造世界的方法”的寓言──和这一寓言瓦解的可能。这是王安忆从《纪实与虚构》以来，又一次正面反省小说与现实关系的尝试。说她勾起了社会主义的乡愁，其实是小看了她。她毋宁是从虚构进入历史，遥想那些古老的欲望和冒险，怎样又在后现代的血肉中复活。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的题目正是一场命名仪式。“遍地枭雄”：那是发迹变泰的时代，秦叔宝、尉迟恭打江山，梁山泊好汉聚义；那也是逐鹿中原的时代，朱元璋一举安天下，华夏更是“遍地英雄下夕烟”。
历史的创造，从一念之间开始。王安忆从几个混混的空话大话里，看出了一种历史律动的可能。我们仍然去古未远。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见起义，也容不得“革命”。大王憧憬的天命未必是金銮宝殿，却可能是个同样金光闪闪的所在，姑且叫做上海。他和兄弟游走四方，但一举一动无不被那座城市牵引。然而属于他们的时机没到。他们最后穷途末路，困到山中废墟里，四面楚歌。
是在这座废墟上，王安忆思考现实主义律令的残酷意义。这几个抢匪不成气候，大话说尽，还是得向现实低头。《遍地枭雄》结局急转直下，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如前所述，王安忆自己不是一个安于现实和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她法网难逃的故事里，飘荡一个有关走出和回归现实（主义）的虚无声音。创造与毁灭、纪实与虚构相生相克。也因此，她松动了那个建构现实内外的“大叙事”框架。江山再如此多娇，抵不住灰飞烟灭。“大说”倾颓的废墟里，有绝望的种子。但绝望之为虚妄，不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的话言犹在耳，这是王安忆致力“小说”的要义了。
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韩燕来回到上海，于是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外面闯了一圈，他有了曾经沧海的忧伤。大上海五光十色，无奇不有，但从里看，从外看，就快“没有”能说故事的人了。失去虚构叙事的力量，现实再怎么丰富，也就乏善可陈。
王安忆以小见大，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见证当下历史与叙事的困境。回到上海的韩燕来还能安于现状么？做不了强盗，他可能成个小说家么？而在新世纪、新中国的土地上，又有多少“枭雄”游走现实边缘，怀着非分之想，蓄势待发？大王安在哉？
（《遍地枭雄》，王安忆著，文汇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二○○五年五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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