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下）
作者：索 飒
在这一章里，自称第二作者的“我”，在托莱多的市场上无意之中买到了一堆旧抄本手稿，他一读大吃一惊：题目正是《堂吉诃德》，内容也正是他渴盼的下文。而这一情节的紧要处在于：手稿的文字是阿拉伯文，手稿的作者即《堂吉诃德》一书的真正作者，是一个阿拉伯史学家。
尽管欧洲传统骑士小说里时有假托古人之作、制造离奇来源的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小说放回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逐句品味第九章的有关文字，并研究这位阿拉伯史学家在全书各处的表现，也许就不会排斥另一种可能的结论。
一天，我来到了托莱多的阿尔卡纳市场，见一个男孩走近一个丝绸商人，向他兜售一堆旧抄本和手稿。
阿尔卡纳市场在当时是一条非常闻名的商业街，街上曾住着不少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同时代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如《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故事》也提到过这条街。小男孩兜售的旧抄本显然是准备用来包装商品的。托莱多曾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都城，从小受多重文化熏陶的天主教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执政时，其朝廷里不同宗教背景的学士和科学家云集，城内开办了多文化的翻译学校，大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的哲学、宗教、文化、科学文献在这里被译成西班牙语。研究者奥古斯丁·罗梅罗·巴罗索认为塞万提斯选择托莱多作为《堂吉诃德》“第一作者”出场的地点并非偶然：“事情恰恰发生在托莱多，塞万提斯以这种极为巧妙的方式纪念托莱多著名的翻译学校，这些学校在整个中世纪体现了宗教、语言、习俗、种族方面的共存局面和宽容政策。”
胡安·戈伊蒂索洛也认为：“塞万提斯选择这个背景是出于他与摩里斯科—奥斯曼土耳其世界之间复杂的和难以忘怀的关系，也是出于他对伊斯兰文明的迷恋。”
我顺手从小男孩手里拿过一本抄本，一看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能辨认，可是看不懂，便四处张望，想就近找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帮我念一下。找这样的翻译并不困难，即使要翻译更优美、更古老的语言，也能够找到人。
手头见到的几个译本都把“morisco aljamiado”，即“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简化为“懂西班牙语的摩尔人”，这种译法放弃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文化内容。上文提及，从“摩尔人”到“摩里斯科人”，意味着时代的变更，暗含着强迫改宗政策造成的结果。“阿尔哈米亚”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摩尔人所说的一种混杂的西班牙语，正如“阿尔加拉比亚”,即“algarabía”，是西班牙基督徒所说的一种不标准的阿拉伯语。一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即一个已改宗基督教的、同时保留着自身文化特点的摩尔裔西班牙人。这正是塞万提斯时代——那个文明更替的年代——所特有的情景。此外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希伯来语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语言，因此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更古老的语言”，应当是指希伯来语。在翻译学校的故乡，当然不难找到这样的人才。
针对这个情节，洛佩斯·巴拉尔特说：“塞万提斯开了一个精彩的玩笑，这个玩笑也含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拥有一本阿拉伯文的书——更别说写作和翻译这样的书——是政治罪行。塞万提斯好像在告诉我们：《堂吉诃德》不仅是一部东方作品，而且是一部禁书，它可能会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至于塞万提斯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作品戴上阿拉伯文学的面具，我们无从深入他的内心，无从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和情感动机。”
摩里斯科翻译告诉“我”：这部手稿题为《拉曼恰的堂吉诃德》，手稿上标明的作者是阿拉伯史学家Cide Hamete Benengeli。熟悉阿拉伯姓名在西班牙语中变异方式的学者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还原为Sidi Ahmed Ben Engeli,即安赫利（Engeli）的儿子（Ben）艾哈迈德（Ahmed）先生（Sidi），我们可译之为“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姓名。
关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其名的考证很多，本文限于篇幅不得不割爱省略。西班牙东方学家何塞·安东尼奥·孔德认为，这个阿拉伯名字与塞万提斯本人的名字有隐秘的联系：Engeli,其读音近似阿拉伯语的“鹿”（参见《阿拉伯语汉语词典》,59页），而“鹿”、“鹿的”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分别为ciervo、cerval，这些词与Cervantes极为类近。塞万提斯名为Miguel,父姓为Cervantes。若这种分析成立，塞万提斯作为“鹿的儿子”在西班牙语（de Cervantes）和阿拉伯语(Ben Engeli)中就达成了一致。当然，这一分析在未得到实证确认前，只能是一种有意味的猜测。
在摩里斯科翻译向“我”介绍抄本题目及作者之前，还有一个极富暗示的细节：摩里斯科人“从中间翻开手抄本，读了一会儿便发出笑声”。“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的是书页边上的一条批语”。“我”让他讲出来听听，他一面笑着，一面说：“这页书边上这么写着：‘故事里屡屡提到的这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拉曼恰的女人都比不上。’”
这段文字隐藏着辛辣的含义。为了考验那些“新基督徒”改宗的真心，天主教势力常要求家家做猪肉食品，因此一些前穆斯林聚居区渐渐变成了吃猪肉最盛行的地区。一个阿拉伯史学家，在他用阿拉伯文写就的手稿中，竟把一个擅长腌穆斯林禁忌的猪肉的女子当作梦中情人，这引起了给作者（塞万提斯）充当翻译的那个托莱多摩里斯科人的会意笑声。他在笑什么？
有人说，这种提示性语言是解读塞万提斯的一把钥匙。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肯定：堂吉诃德的情人杜尔西内亚是个女摩里斯科！
第九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这个故事究竟真实不真实，惟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它的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很善于说谎。不过既然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故事的作者恐怕更多是采取保留态度，而不是说得过分……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都是作者那个狗东西的过错，绝不能怪罪我们的主人公。
显然，一个“头号敌人”、始作恶者、第一作者，是一面挡箭牌——我有言在先：在以后的下文中，不管真话假话，一切罪过均归第一作者狗东西（表达“狗东西”的西班牙词汇galgo是那个时代基督徒与摩尔人及犹太人之间对骂的专用词）的说谎习惯。
自第九章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全书三十七次出场，其中三十次在一六一五年（一六一四年大驱逐结束后的翌年）出版的第二部中。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在《堂吉诃德》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他日可容逐一推敲，这里只举出几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本·安赫利在第二部第二十四章里就“蒙特西诺斯洞穴奇遇”的故事写道：“即便这段故事有伪托之嫌，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我只能不论真假，照录不误。”紧接着又说：“而你，读者，既然你是谨慎的，请你自己判断，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
在第二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本·安赫利又有类似提示：“作者……请求读者不要小看他的劳作，不要限于赞美他已写出的部分，更要赞美他放弃写作的部分。”
“我不应再多说，也不能再多说”，请赞美我“放弃写作的部分”——这难道不像一根解开绳结的线头吗？吉诃德死后，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将惯用的鹅毛笔挂起，结束了《堂吉诃德》的使命。他宣称：为防无知小人狗尾续貂，《堂吉诃德》拒绝任何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