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胜利与悲剧？
作者：熊伟民
客观地说，富勒的思考和批评，给了我们以新的视野和想像的空间，尤其是他关于战争指导的一般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就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战争指导所做的批评而言，并非完全恰当和公正。关键的问题，是他脱离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导战争所面临的实际困境，情形并不如他讨论的那样简单。他们所面临的选择，不仅是复杂的，有时大概也是没有周旋余地的。富勒的批评，颇有事后诸葛亮之嫌疑。
“无条件投降”原则，是一项有着深刻背景和现实需要的政策。它是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时，由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历史的记载表明，当时丘吉尔和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丘吉尔想把意大利从无条件投降原则中排除出去，目的是想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阵营，先向盟国投降。但丘吉尔的意见，被英国战时联合内阁所否定，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引起盟国尤其是苏联对英美作战动机的怀疑。从罗斯福的角度来考虑，无条件投降原则也主要是向斯大林表明英美将战斗到底的意志。英美没有根据苏联的要求，在一九四二年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而且一九四三年也不会这样做。苏联红军承担了对德作战的主要责任，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对英美作战动机的怀疑。在这样的时刻做这样的一种表达，可以坚定苏联对英美作战的信心。罗斯福和丘吉尔当时所面临的，事实上不是怎样去削弱苏联，而是怎样鼓舞苏联继续战斗下去、不与德国单独媾和的问题。虽然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相比，一九四三年苏德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既然一九三九年苏德这两个似乎最尖锐对立、最不可能妥协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拉扯到一起，一九四三年再次出现这种局面仍然是可能的。一旦苏德单独媾和，英美真的会面临巨大的灾难。罗斯福的这一意图，跟他的儿子说得很明白，他说无条件投降原则就是为斯大林设计的。
不仅对苏联，就是对一般社会舆论来说，宣布无条件投降原则也有必要。一九四二年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作战，为了减少抵抗，英美与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合作，并准备将其抬出来做法属北非殖民地的民政首脑。达尔朗与德国人的合作是尽人皆知的。英美的这一举动受到舆论的猛烈批评和强烈的道义谴责。既然能与达尔朗合作，那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在适当的条件下，英美甚至可能与贝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合作，这与英美作战所追求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公正是背道而驰的。不与法西斯合作和妥协，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呼声，也是公众意志的恰当表达。丘吉尔和罗斯福不应该也不可能违背这种意志。因此，在英美军队即将向意大利本土进军的情况下，为争取公众支持和把握住道义的旗帜，就有必要重申西方作战到底的决心。从当时舆论的反映来看，对无条件投降原则是持普遍欢迎态度的，似乎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不仅对苏联和一般社会舆论，就是对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似乎也有其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一种普遍流行的神话，说德国之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投降，不是因为在战场上无法坚持下去了，而是因为威尔逊的“十四点”声明，使德国觉得可以从协约国那里获得一个公正的和平。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为他的侵略战争服务。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罗斯福有意要使他的政治措施与威尔逊有所区别。德国人的再生能力和对外扩张的决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挑起了两次战争，并且两次都差一点成功。为了让德国人不再寻找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借口，不再造出第二个希特勒来，无条件投降原则似乎是进行政治战和心理战最合适的基础。
至于一九四○年丘吉尔的“血泪”演说，不仅英国人民，就是世界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在听了之后，也是振奋不已，备受鼓舞。因为他在艰难的时刻，给了人们战斗下去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是反抗侵略的正义呼声。
说无条件投降原则使敌国的人民看不到通过有条件投降取得和平的希望，从而获得了困兽犹斗的勇气，使战争打到底的观念变成了必然的趋势，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意大利和日本的情况即是证明。单就德国而言，实际发展的情形也不是这样。对于希特勒来说，除了胜利之外，确实只有毁灭这条路。但从根本讲，这是希特勒哲学不考虑任何可能的妥协和有条件的投降所造成的。但就许多德国人来说，战争的失败，也许并不意味着民族的灭亡。因此，在无条件投降原则宣布之后，德国内部寻求有条件投降结束战争的尝试并没有停止，只是这些活动大都是针对英美进行的，其目的是想与英美谈判一些条件，德国向西方投降，在东线则坚持抵抗。
在寻求与希特勒反对派合作来制止或推翻希特勒的问题上，英美政府似乎真的重视不够。但最重要的机会不是在战争爆发之后，而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尤其是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英美的反应软弱无力，使希特勒敲诈勒索的胆子越来越大，他将下一个目标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五月危机”后，他下定决心，全速进行军事准备，以便最终以武力来解决捷克问题，这很有可能挑起一场新的欧洲战争。德国有足够的资源并且做好了充分准备来赢得这样一场战争吗？一些高级将领怀疑希特勒的计划。虽然他们支持了纳粹运动，对德国的扩军备战也极表赞成，但一想到希特勒的计划有可能将德国带进另一场与整个欧洲和美国对立的战争，心里就不免胆怯起来。慕尼黑会议前夕，以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密谋，一旦希特勒宣布进军捷克，就要发动兵变，将他逮捕起来。一些文职官员也卷入了反希特勒的行动。密谋集团还与英国取得了联系，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得到英国的配合和支持。但西方的绥靖政策又一次挽救了希特勒。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稍一威胁，张伯伦和达拉第就屈服了，捷克被出卖。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似乎没有理由不收敛起来。还有什么说的呢？他们一次次担心希特勒的冒险行动失败，但他硬是一次次都闯关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的决策是对的。战争初期，德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希特勒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反希特勒的密谋当然自始至终是存在的，但规模小，难成气候。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又有一些高级将领卷入进来。战争期间，英美政治领袖没有积极鼓励和扶持希特勒的反对派，也没有在宣传和策略上将普通的德国人与纳粹党区别开来，大体是出于对德国的战争狂热、对支持希特勒的德国人的愤慨和惩罚吧，也许还有对过去推行绥靖政策的悔改和矫正的因素。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即便是英美政府如富勒所期望的那样处置了，能否真正达成目标，使战争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仍然是值得大大怀疑的。
战争期间，英美对苏联进行了相当的援助，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有利买卖。其目的是让苏联能够抵抗下去，减轻英美自己的负担，完全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但援助的规模多大最恰当？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停止最有利于英美？由于战场上的形势和对苏联实际抵抗能力的判断评估太复杂，不易把握。而对于美国来说，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尔塔会议时，美国仍不能确定打败日本的最终日期和在日本本土登陆将要造成的伤亡，因此迫切需要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在远东对日作战。从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和安排来看，他希望建立起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新格局，但这种新格局无疑也需要苏联的合作，这就要求战时英美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欧洲失去了一些固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苏联的影响和势力范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很难把这种结局归咎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指导失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程、结局，自有其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性质。就英美对苏联的政策而言，其客观效果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支援苏联抗击了德国法西斯；另一方面，随着德国的失败，苏联有增强自己力量的可能。斯大林的不少政策，显得并不崇高和合乎公正，但苏联在战后的地位与其在战争中的贡献，大体上应该还是成比例的。富勒的整个批评，仍然是建立在祸水东引的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应该清楚，某种程度上，正是西方的绥靖和祸水东引政策，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希特勒并没有领西方的情，英美自食其果。
（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战争指导》，绽旭译，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2.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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