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
作者：甘 琦
去年春夏之交我们前往洛杉矶的时候，佩里和女友刚从台湾回来。他们是专程去看大选的。说来世人各有各的奢侈，爱乐者不舍得放过一场昂贵的演出，爱书者不舍得放过一本无用的好书，佩里则是不舍得放过重大的历史时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政变、叶利钦乘虚而进反手向戈尔巴乔夫摊牌时，佩里曾彻夜游荡在坦克出没的莫斯科街头，看历史的步法变幻。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他特地飞往香港，在过街天桥上送走大英帝国的最后一任港督。据同行者说他还顽皮地做了个开枪的手势，然后畅怀大笑。前年年初委内瑞拉局势动荡，他又偕女友前往观察。这回他们是总统的客人。女友不事寒暄，单刀直入地向查韦斯提出切勿动武的警告，令佩里说起来激赏不已……
左页：翻开，然后翻过
此刻，我们坐在佩里家的客厅里。窗外是幽深的庭院，三角梅沿墙爬到窗前，印第安兽形石雕喷泉淌着水。出其不意会有飞机轰地横空扫过。佩里说附近是一个小型机场，专飞私人飞机。我们的谈话于是被飞机引擎的巨响切成片断，像历史的瞬间。
“其实，直到寄宿学校的最后几个月，我还是个极端保守的右翼学生。当时我十七岁。”佩里回忆说，“可那一年里发生的事太多了。我先是接触了萨特的书，然后去奥地利打工、到西班牙做研究、去法属殖民地摩洛哥旅行，接下来上了牛津。正是多事的一九五六年，开学不到三周，就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苏联出兵匈牙利，一是英、法联合以色列武力占领苏伊士运河。不用说，校园炸开了。对任何一个有活力的年轻人来说，不卷入是不可能的。不过和七十年代美国校园一致反越战的气氛不同，那时的牛津处处是争执。很多学生相信政府的宣传，明明是侵略，非说成粉碎独裁捍卫自由制度。我所在的学院是当时牛津最保守的学院，公开反战的学生只有三四个。每天坐在餐厅长凳上，都会感到孤立和敌意的目光。不过正是那时候，我认清了我所生活的英国社会的真相。我们的政府在埃及所做的和苏联在匈牙利所做的，是一回事，就是以强凌弱。”从此，佩里决心做一个强权的反对派，并终身以此为志。
六十年代的佩里堪称英国知识界的少年英雄。一九六一年从牛津毕业不久，他在创刊一年的《新左翼评论》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次年，他成了这份杂志的主编，不满二十四岁。当时汤普森等老一辈左翼思想家仍然活跃，他们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也加入过共产党，个个具有不凡的人格。然而，斯大林主义主宰的那一段历史经验对他们的理论提出挑战，而以佩里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思想家走上历史舞台。两代人的交手是严峻的，导致了英国思想史上长达十余年的论战。有别于“老左翼”，他们是欧洲左翼运动中既未参加过战争也和共产党无缘的一代。他们向左拒绝斯大林主义，向右拒绝日趋保守的社会民主党，故被称为“新左翼”或“非共左翼”。
新左翼的历史机遇来得早，出道不久就迎来第三世界非殖民化运动。他们迅速聚集了一支扩展到世界多数地区的队伍，把古巴、越南、阿尔及利亚、中国的消息，传达给第一世界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思想和理论上，他们向保守的英国学界宣战，大举引进“另类”马克思主义。一度受压的卢卡奇、科尔什、葛兰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得以复兴，并经由萨特、列菲伏尔、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德拉·沃尔佩、加罗蒂、阿尔都塞这些当代作者获得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以往英国与欧洲大陆理论模式严重隔绝，此时与这些头脑突然而集中的碰撞，刺激了英国知识界，又反过来刺激了刊物的活力。结构主义、形式主义首先在该杂志上面世。重新发现女性主义、率先介入摇滚乐……“一个创造性的时期，那时候我们真是无所顾忌。”佩里说，“二十多岁，你感到世界的重量。”
这份上世纪六十年代创办的“先锋”刊物，到七十年代中期已赢得国际性地位。随后推出的“新左翼丛书”也一本本出版一版版加印。这批年轻人又动了心思创办自己的出版社。那些年真是心想事成。新成立的出版社名叫Verso，拉丁文中“左”的意思，原始含义是一本书的“左页”……
终于，左页翻过去了。此后的三十余年，时代向右转。
左翼：政治组织的衰落和智性的香火
“左翼为什么会衰落？这是个非常大的主题。被我们泛称为左翼的有几条线索：一是共产主义传统，或者说革命传统，主张以武力推翻资本主义，一度在欧洲相对贫穷的国家和亚洲盛行；一是温和得多的社会民主传统，主张在相对发达的国家渐进改良；还有反殖民运动，往往既不是社会民主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但可以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其中一些与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极为敌对。
“因此问题应该是怎样看待这三者。它们的图景是不同的。如果一定要一个简单化的答案，不妨说，所有这些传统都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它自我适应不断调节的能力，把竞争作为经济生活的核心机制而迸发出的非同寻常的生产资源。简单地说，左翼力量低估了对手。
“是的，新自由主义，不管实践中有多少局限，都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从北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法兰克福、旧金山，处处都有它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它的核心信条——纯自由市场及附加其上的美德——影响之广甚至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因为传统宗教无一例外是地区性的……六十年代人成长起来的地平线已经全部消失了。”
不知是否因为受到左翼运动失败的刺激，佩里在了解对手方面大下功夫。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许多思想家他都有专论：迈克尔·奥克萧特、里奥·施特劳斯、弗·冯·哈耶克、马克斯·韦伯、以赛亚·伯林、弗朗西斯·福山……他最长的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福山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令许多左翼乃至中间人士感到震惊和抵触，佩里却毫不掩饰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对手的欣赏。不过，他看得起的对手似乎不多。比如，“哈耶克在智性上非常有意思，是个大家。而历史地看，弗里德曼不过是个小人物”。他欣赏哈耶克和他的新自由主义伙伴在半个世纪前完全不得人心的时候，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制度提出激烈批评，坚持边缘的反对派立场，不违心，不妥协，不惜让自己的观点长达二十余年停留在“理论”状态，直至其纲领得以实施的历史可能性出现。他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中获得启发：“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多为人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柔韧可塑得多。” 这令人联想起几十年前当全世界都向左的时候，冯·哈耶克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中学会“他们敢做空想家的勇气”。
在左派同道中，佩里常被指为“历史悲观主义”。不过，他似乎和这些对手气息相通，秘密分享着某种“意志的乐观主义”。
“十年不构成一个时代。新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大获全胜并不保证它的统治可以一劳永逸。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可以对这个时代进行更有希望的解读。”佩里谈到生态危机和社会两极化，认为贪婪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的威胁。他谈到反全球化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等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他还谈到历史感，“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是一个极端‘未来导向’的文化，对过去一无所知，因而对未来是盲目的。如果我们真对未来好奇，必须对历史极端好奇，不仅是刚发生的历史，还有遥远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