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福泽谕吉的天皇观及其影响
作者：刘岳兵
福泽谕吉的《帝室论》，首先是以社论的形式于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一日分十二次在《时事新报》上连载，同时由丸善商社出版单行本。
为什么要提出帝室论的问题？这与当时的形势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当时，政府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为了避免重蹈法国革命的覆辙，由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权臣密谋向天皇提出了有关立宪政体的奏章以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一八八一年十月，天皇颁布了以一八九○年为期开设国会的诏敕。于是各种社会势力纷纷成立政党，以壮大声势。在当月末，就成立了以板垣退助为总理的自由党。一八八二年三月，福地源一郎等发起成立了以政府党自任的立宪帝政党;四月，由大隈重信任总理又建立了立宪改进党。各个党派都企图通过表明对帝室的态度来扩大影响。比如，板垣退助在其《自由党之尊王论》一文开篇就指出，“世之尊王家虽多，却不如我自由党的尊王家。世之忠臣虽不少，却不如我自由党之忠臣”。接着就明确提出自己的尊王和忠臣的旨趣与维护专制政体的尊王主义者的不同，同时也与“奉本居、平田之陋教”的国学者划清了界限。表明自由党的立场是要使人民成为自由之民、使国家成为文明之国，皇室君临于其上而可以保持无限的光荣、享受无限的尊崇。立宪改进党的纲领，第一条就是“维护王室尊荣，保全人民幸福”。而立宪帝政党，更是将“帝”字写进了党的名称中。
福泽谕吉对千百年来儒学、皇学之流的迂腐之论和持各种主义的政客“不懂帝室性质”而妄加议论以迷惑人心的状况深表忧虑。因为他认为，“日本政治之至大至重者，无外乎帝室”（《帝室论》，见《福泽谕吉全集》第五卷，岩波书店，一九五九年。）。既然开设国会的诏书已经颁布，他认为此时也有必要对他以往有关天皇的论述加以修正或重申。
《帝室论》被认为“是福泽谕吉肯定天皇存在的积极意义的最早论述”。从福泽谕吉本人的思想发展来看，《帝室论》的确是他走向“国权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对于自己思想的变化，他辩解说，“志向不得不随时而变，学说不得不随势而改。今我古我判如二人正表示世事的进步”（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福泽谕吉》，筑摩书房，一九六三年）。通过分析福泽谕吉对天皇或皇室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如何“进步”的。
在《帝室论》之前，福泽谕吉对天皇或帝室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的。比如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他着重区分了政治体制中“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的关系。他一方面承认“尊崇神政的思想”，一方面又主张它不能与“武力压制的思想”相结合以形成一种思想垄断。只有两者分离，形成“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局面，才有利于自由风气的产生。他在赞叹日本这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君国并立的国体”时，理智地指出，“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如果它不适应于文明的发展，就应该进行政治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在尽可能既定的体制内，使“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皇室（皇统）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如何呢？他明确指出，“皇统的绵延只是未丧失国体的一种象征。用人身体做比喻，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也就是说，帝室尽管重要，但毕竟只不过是局部的。更进一步，他认为“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因为“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
由此可见，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有关天皇的论述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至尊的地位”与“最强的权力”的分离有利于自由思想的产生。第二，地位至尊的天皇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发挥的作用。第三，天皇并不等于国体，只是国体的一种象征，其存在也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家文明这一宗旨。
那么，《帝室论》是怎样论述的呢？
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福泽谕吉在《帝室论》中首先论述了帝室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帝室者政治社会外之存在也”的命题，就是说，帝室具有如上所述的“至尊的地位”，它应该处于政治社会之外，而不能陷入政治社会之尘埃中，如此会有损其尊严与神圣。
为此，他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为榜样，提出帝室与具体的政治事务的关系，说：“帝室为统万机者，而非应万机者。”与此同时，他要求各个政党也“不可滥用帝室的尊严与神圣”，并且对民权论和保守论者的天皇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两者虽然都说尊崇帝室，对立宪政体和开设国会也没有异议，但是民权论者的尊崇帝室“非出自真实之至情”而只不过是政治运动的需要。“他们虽然口头上说得好听，内心却甚为危险。更有甚者，他们不用任何手段就轻易地冒用帝室之名义，公然以倡导帝室保护等而进行活动，如同在帝室的名义下以满天下为敌。”而保守论者“其所谓的帝室云云，从其主权论的论调来看，仿佛带有维新以前专制时代倡导的旧勤王论的气味”。他们“心术忠实却暗于经世之理，欲尽忠而不知尽忠之法，欲报恩而不知恩德所在。所持论常常以过去之报恩为主，而不言现在之事”。面对双方“对立与猜疑有与日俱增之势”，福泽谕吉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辈固然非心醉于今日之所谓自由改正之民权论者，亦非左袒今日所谓守旧保守之辈，双方之主义不相投，政谈之争自由自在……但是希望最终攻击双方或者进行辩驳都请仅仅止于政治之谈而小心不要接近帝室。这是我辈对双方的希冀所在。……作为党派绝不可用帝室之名，我帝室绝不可降为下界之政党。
福泽谕吉特别提到了所谓的“官权党”，希望“今日之官权若成党派之姿，请速与帝室分离，而与其他诸政党相并立”。他这样解释：
官权二字后面加一党字而作成官权党这一熟语时，即成为纯然之政党，那么其政党中不能不说含有帝室之因素。因为官权非集自下面之人民，而是出自上面之帝室，而我辈所反复论辩的是，帝室无偏无党地降临亿兆，我辈人民可以仰奉其一视同仁之大德。这才正是日本人民尊奉帝室的本分所在。帝室不可与政党相关由此可明。如果一定要去干涉政党，那恐怕有渎其尊严有损其神圣，亦非尊王之旨。故曰今日之政体虽然可以扩张官权，但是在官权党之名义下募集党羽则甚为不详。
但《帝室论》的中心思想是要强调帝室的积极作用。如果帝室不干涉政治这种国家大事，那么帝室的作用表现在何处呢？
在《帝室论》中他详细地论述了帝室的作用。充分地肯定帝室的重要作用，这是福泽谕吉思想的新变化。简而言之，福泽谕吉认为帝室的作用是通过收揽日本人民的精神或者说收揽人心而体现的。他详细地论述了帝室在“缓和国民政治论之轧轹、制海陆军人之精神而使知其所向、赏孝子节妇有功者以笃全国之德风、示尚文重士之例使得我日本学问之独立、救艺术于未废之际以增进文明之富”等等方面的功德。其中，他希望帝室在奖励学术、技艺方面率先垂范，以“使我日本之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即于政治社会之外形成一“纯然学者社会”，呼吁挽救已经大受震动而渐趋衰弱的“书画、雕刻、枪剑术、马术、弓术、柔术、相扑、游泳、各种礼式、音乐、能乐、围棋将棋、插花、茶道、薰香等”无法逐一列举的“日本固有技艺”、“日本固有文明”于未灭之际，“实可谓燃眉之急”。这些言辞不惜浓墨重彩，可谓声情并茂，非常感人。而要使帝室真正发挥作用，福泽谕吉认为“第一需要的是资本”。他详细地比较了欧洲帝室与日本帝室的财产，指出日本帝室不富裕的状况，而呼吁应该从整体上提高帝室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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