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寻找新的空间
作者：加藤周一等
卢跃刚：刚才谈到了“双重印象”，实际上还不止是国家和私人交往的“双重印象”问题，还包括对日本的文化心理的认识，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日本人侵略的一面，同时也看见日本人勤劳智慧、创造现代文明并且让中国人受惠于此的方面。所以，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存在着“多重的双重印象”。在我们讨论的同时，网上正在发动全球华人反对日本“入常”的签名，三个网加起来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千六百多万。在中国，情况实际上也是很复杂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网上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庞大的民族主义思潮，用语极其激烈，甚至令人恐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中，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传播。当我们在这里很平静地对话的时候，房子的外面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在互联网之前的社会中，这种情景是没有的。我们知道这种情景给正确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实、预见它的未来、正确认识日本这个民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刚才加藤先生的话让我很震动，他说这次来清华是对他的激励。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当这样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和平均年龄七十六岁的维护日本宪法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来到中国，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知道：当你们的行动在日本那样困难的情景中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感到你们的行动有很大的民间空间和强大的民间发言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在哪里？中国知识分子在哪里？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使我们有这样的感受。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由加藤先生提出来的，他问，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日本人能做什么？汪晖的说法是，我们应当怎样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加藤先生，你们认为，面对一个被悬空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能做什么？
加藤周一：很难的问题。首先，“我们”是一个复数的称呼，应该还原成单数的“我”。只要不断地强烈地主张这个“我”，就能派生出众多的我，获得很多的赞同者，甚至像刚才小森先生谈到的，改变媒体的现状。“九条会”从九个人开始，不到一年获得了两万多个赞同者，后来又搞了几千人规模的集会。这是由“我们”还原到“我”，再派生出无数个“我”来的过程。你提到的“我们”被悬空化的问题，也是首先必须还原到“我”的状态中。我想以后的情况可能会更糟，但应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要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这样，不仅仅是通过组织，更是通过个人，让宪法精神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情绪中、感觉中，产生出捍卫和平宪法的力量。这是我的想法，未必能回答得了你刚才的很复杂的问题。
卢跃刚：我认为回答了，而且是最好的回答。谢谢！
小森阳一：我还想加一点。我认为“九条会”的运动就是一个使已经悬空化的人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的运动。这九个人是做了抉择的。这种抉择不是比喻意义上的，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是拼了老命出来的。这九个人都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在很多的组织中有很多的头衔，但他们没有使用他们的头衔，完全是以单纯的个人身份出现在大众的面前。我们到各地去见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包括一些和我们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人，以个人身份和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而不是某一个人通过媒体说出某一种正确的看法，由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大众来呼应的运动。相反，是无名的大众和这些有名的人进行沟通，是一种看得见脸的运动。所以，不论是五个人的集会还是五千人的集会，我都一定亲自去和他们见面交谈。我们是希望把那些在网络上以匿名的方式出现的“我”，变成有血有肉的我，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厉害的人往往是网络上的匿名的发言者。
朴宰雨（韩国学者）：我昨天来到清华大学，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听到日本和中国学者之间的讨论。目前韩国的民众对不断出现的否认侵略行为的言行非常气愤。我的问题是，欧洲很早以前就成立了共同体，而为什么在东亚的记忆中却不断出现侵略被侵略、残杀被残杀的问题？怎样终止这样的状况呢？韩国人也应该加入日中之间的这种对话，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加藤先生这样的元老，在日本国内做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一些良心知识分子的观点早已经介绍到韩国来了，但日本的似乎还比较缺乏，以后应该加强联合、团结。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加强团结和交流，携手抵制东亚的保守势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日本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努力，比如刚才说的语言的运动来抵制社会的右倾化、保守化，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很大，而在中国，据我的观察，保守化也是很明显的。这方面知识分子的情况怎样？和日本、韩国进步的民主力量的关系如何？以后有什么计划？
加藤周一：要改变日本目前的状况有三大困难。第一，日本一贯是讲“和为贵”，但是不讲“和而不同”，这样只能创造出一个同一性的社会，比如，现在日本议会中已经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修改宪法了。是谁制造了这样一个国会呢？毫无疑义，这是选民选出来的。国民和议会之间并没有完全脱节。所以“和为贵”的后果就是当大多数意见一致时，持不同意见的多元的少数派就不存在了。第二个困难是国际社会的背景。美国目前在全球奉行强权政治，日本采取全盘的对美追随政策。日本一方面高度主张美日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又不断在言论上强调重视联合国。其实这两个主张之间是非常矛盾的。日本只在联合国的意见和美国的意见一致的前提下，才会高度重视联合国的意见。所以事实上日本只以美日军事同盟为重。所以，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支持中国政府，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也是无可奈何。第三，大众运动是外在的，人的内敛化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有以个人为单位的人权才是真正的人权，团体的人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个人的人权才是重要的。
汪晖：二十世纪曾经有过许多时期，文化领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六十和八十年代的一部分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丰富的政治文化。现在，文化作为一个场域衰落得越来越厉害。鲁迅在二十年代初期新文化运动退潮后曾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现在也是这种状况。要让一个声音产生力量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如何创造这样的空间，是我们面临的重要的挑战。刚才小森先生说到他们用言论的方式影响媒体，但我们注意到当代媒体和政治文化面临了双重挑战，即一方面媒体总是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操控，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媒体和政治之间的断裂。前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闻自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民主体制自身的危机，比如，英国、意大利的媒体以及社会的反战运动的规模非常大，但却没有能力影响政府的战争政策，为什么这么巨大的民意无法改变政治决策？这是政治制度的危机。如何保障言论自由，并把媒体的影响转化到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去，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一方面是争取言论自由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正视民主危机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让这些不同的声音不但发表出来，而且能够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