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韩国工人
作者：周建明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中，韩国几乎是惟一一个伴随着工人阶级成长的例子。《韩国工人》告诉我们，在韩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以工人的受歧视、受剥削，甚至受到非人道待遇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工人阶级从一个新出现的分散的弱势群体，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登上了韩国的历史舞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促使韩国的社会向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像韩国工人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阶级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已非常少见。回过头来看，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长，与韩国当时所采取的“发展主义”有关，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消退，是韩国的政治走向“合作主义”的结果。
所谓“发展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定义，它指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展主义十分盛行。在韩国，“发展主义”是从朴正熙政府开始的。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主要关注的是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
但是对于工人呢？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政府对管理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但镇压任何劳动骚动却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24页）。
这种发展主义下的工业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是一个“奇迹”，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饱受压迫与剥削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进行反抗的过程。《韩国工人》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发展主义”在东亚“四小龙”中都存在，为什么只在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韩国政府对工人采取了更为敌视的立场，更强烈的压制与镇压；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韩国企业中家长式的专制主义，使韩国工人受到的非人道、不公正待遇极为突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农业占GDP的一半以上。韩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诞生，但是自南北分裂后，因反共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基本上受到镇压。自六十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转型的快速工业化过程。 “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密切相关”（29页）。
韩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村。这些新的产业工人当时被称为“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两个具有羞辱性的名词。“孔”是指工厂或工业，“多里”、“顺尼”是韩国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男孩和女孩的称呼，是指给人做仆役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活的人,在社会上被叫做“臭工人”。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年轻的农家子弟，是怀着赚取更多收入和对城市生活美好的憧憬进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在工厂里他们所遭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工人劳动时间的长度是世界之最，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不在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按照法律或契约进行管理，而是按照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优势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合法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而是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仆役，不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而且任何不满都会遭致工厂的除名。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上受到压迫和非人道的对待。在工人的不满中，非物质性要求超过了物质性要求，最主要的是希望得到“人道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韩国工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描述，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韩国的工业化是以一代工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韩国工人为什么会从像“原子般”的分散，而却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组织化的阶级的原因之一。
韩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很低，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兴起相比，先天条件也非常不足。按照E.P.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并非只是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自动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营造阶级的自觉的活动。以后按照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形成依赖于三个条件：
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手工业工人对大机器工业侵犯他们古老的权利的反抗，使他们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头羊。手工业者为工人斗争提供了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
一八三○年的法国革命为欧洲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它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话语、正当性以及组织空间。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制度，即政党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对于韩国来说，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与欧洲的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国家采取的是鼓励资本的发展，而严格限制劳工的政策，它不仅颁布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还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劳动纠纷，在一九七一年实行紧急状态以后，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两项工人的基本权利：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直到一九九八年金大中总统明确采取合作主义的政治体制前，国家政权几乎都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而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向低潮和韩国国内反共的意识形态，使得韩国的工人阶级很难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话语权，不能从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有利的支援。
但是，正是韩国的“发展主义”，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的发展主义虽然打着振兴民族经济的旗号，但其实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因而造成在经济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在政治上对工人的专制。这正是造就韩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原因。
虽然缺乏欧洲当年的条件，但是，韩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得到了进步教会在道义上的支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韩国的学生运动兴起。他们把劳工不再看作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而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而，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开始参与工人运动，为工人运动组织的建构和话语的提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工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从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目标主要是争取“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斗争。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是“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