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殖民主义已经结束了吗？
作者：刘世鼎
今年正值“万隆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亚非各国将派代表在万隆相聚。万隆会议又被称为“亚非会议”，标示着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首次的集结与合作。虽然它举行之际，许多亚非国家依旧未脱离被殖民状态，然而却鼓舞了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将反殖民的斗争带进了一个全球性的视野。
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想问：回顾这五十年来的历史发展，亚非的人民到底继承、留下了哪些万隆会议所倡导的东西？殖民主义已经宣告结束了吗？所谓的“万隆精神” ——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的友谊等等宝贵的信念 ——依然被我们所记得、重视吗？
我想通过对两部电影——《苹果的滋味》以及《疯狂英语》——的讨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这两部电影让我们看到，在英国、法国等殖民国陆续撤出亚洲之后，亚洲的独立自主并未真正到来，因为美国在战后迅速地取代了老殖民帝国主义的地位，接管了原有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的空缺。就文化与思想层面而言，美国新殖民帝国主义对于战后亚洲主体性的构成，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对这两部电影的分析，我将比较两种通过“亲美”而内在化的殖民主体性如何导致被殖民者自我的丧失以及异化。最后，我将进一步指出存在于当前所谓的“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特别针对新殖民帝国主义问题在那些理论取向中的缺席，提出批评。
《苹果的滋味》是电影《儿子的大玩偶》（一九八四年发行）的第四段故事，根据台湾地区乡土作家黄春明的小说改编而成。导演万仁是所谓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一位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导演。由于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台湾战后电影史上头一次采取一种反讽的、批判的方式来描写战后台湾主体性被美国殖民、对于美国方方面面的依赖，因此曾经遭到国民党禁演。故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通过一个台湾工人被美国人开车撞伤之后的种种遭遇展开叙事。《疯狂英语》则发行于一九九九年，是一部由大陆所谓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元所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张元一人身兼这部片的导演、制片人及摄影师。这部纪录片是张元自己一个人扛着摄影机，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跟踪片中惟一的主角李阳在大陆各地传授他那独特且富有高度感染力的美式英语教学法所累积的片段剪辑而成。整部电影被李阳在全国各地不同城市、不同乡村、不同年纪、不同背景的群众中作英语教学“表演”以及他人生哲学的自我宣传所贯穿。
《苹果的滋味》对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对于美国霸权毫无批判意识、毫无免疫力、心甘情愿臣服其下的主体性，做出了相当敏锐而切中要害的观察。从乡下来到台北寻找工作机会的建筑工人江阿发一如往常、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上工，不料被一辆超速的黑色大轿车撞成重伤，大量出血、当场不省人事。肇事者是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格雷上校。事故发生后，肇事的格雷上校连忙慌张地打电话给美国驻台湾大使馆人员寻求协助，希望通过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淡化处理车祸事故。这位大使馆人员接到电话后，连忙安抚说他撞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工人，况且台湾是亚洲“国家”中和美国关系最密切，也是和美国最合作的“国家”，所以不会有什么麻烦。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的非凡影响力与地位，以及台美之间所隐含的权力关系。长期以来，台湾人一直被官方及主流媒体灌输一个概念：台湾把美国视为是“最亲密的盟友”，而美国也把台湾看作是“最忠实的朋友”；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也在各种事务上维持着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最密切”、“最合作”的交往，是建立在怎样的意识形态与利益基础之上呢？台湾作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反共基地，作为一个美国用来围堵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共产主义的战略棋子的角色，从来没有被主流的官方言论以及媒体公开承认过，更不用提对这种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了。《苹果的滋味》一开始的这段对话，可以说捅破了一个长期以来被权力机构所虚构的幻想，一个被不断重复的公开谎言。这段对话透露出台湾的战略价值，以及美国具有插手台湾事务的特殊权力与地位。大使馆官员的语气与讲话内容透露出一个具有位级性的殖民逻辑：美国（及其政府）的主权凌驾于台湾地区政府的主权，也凌驾于台湾人民的主权。换句话说，美国作为台湾地区的好朋友、老大哥，能够超越台湾在自己土地上所享有的自治权、有权不受台湾法律的限制，甚至有权帮台湾人决定他们的前途。
相较于《苹果的滋味》所反映出的台美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在《疯狂英语》里，美国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强势的文化、政治与经济霸权，作为一个能够支配广大中国大陆人民精神与意识的新殖民者的形象，充分反映在近几年全中国所掀起的“学英文”的热潮与现象中。影片的主人翁李阳是一位走遍大江南北、推广他所谓“疯狂英语”教学法的英语学习专家。李阳对于自己无师自通的学习英语经验非常自豪，并很有计划地通过大众传媒，用举办大型造势活动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学英语经验，以及“根据中国人的需要”而设计的特殊英语教学法。李阳强调，要学好英语，要有“不要脸”的勇气。他一再强调自己以前是一个不会讲英语、又极度自卑的人，但通过自己的体悟，他克服了羞怯与心理障碍，通过努力自学而成为一个能够流利说美式英语的人。他对众人声称他自己通过学习英语从极端自卑走向自信的经验，成为众人竞相学习的楷模。在整部片子里，李阳不断强调他的英语教学法结合了对于个性的改造、对祖国的热爱以及重建民族自信心等多重目的。
在《苹果的滋味》里，通过自我贬抑，台湾的从属地位被牢牢地巩固。当医护人员将刚开完刀的江阿发从手术间推出来、转送至加护病房后，江家终于有机会看到江阿发。在加护病房里，当格雷上校通过修女表示他将负起一切应负之责任，并且有意将江阿发的哑巴小女儿送到美国念书作为补偿江家的条件时，那位始终陪同格雷上校的台湾外事警察非常热心地向江阿发及江太太说道：
这次是你们运气好，撞到格雷上校的车。要是撞到别的车，说不定现在还躺在马路边呢！
闻言，江阿发及江太太感到受宠若惊，连忙对外事警察说道：“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
在这里，台湾的外事警察（代表台湾当局的角色）体现了一种殖民情境中相当普遍的“自我异化”（也可以说是“自我殖民”）逻辑，也就是当被殖民者面对殖民者时，将被殖民的自我自动投射到殖民者的自我；这种投射不是一种殖民者强迫威胁被殖民者的过程，而更像是被殖民者自愿的、自发的心理表现。这种心理状态，如同外事警察这个角色所揭示的，往往将殖民者的统治地位与统治加以美化、合理化、正当化，甚至将殖民者犯下的过错归咎到被殖民者本身，使得被殖民者的被殖民地位进一步被确认与强化。作为受害者的江家也把肇事的美国人当作是恩人，浑然忘记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腿、失去了谋生的基本能力。被美国人撞伤后的江家不但没有陷入愁云惨雾，反而沾了美国人的光而“因祸得福”。美国象征着富强的、进步的“现代性承载者”以及对第三世界友好的“施恩者”。
《苹果的滋味》通过对于江阿发及其他小人物面对美国人时极为屈从、臣服以及对自我极度贬抑的细腻描绘，暗讽台湾作为战后脱离殖民地、却在冷战期间进入新的殖民结构的第三世界的处境。这部影片提供了一个关于新殖民主义具体而微的缩影。影片以一种比较含蓄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示出在冷战反共时期，物质发展基础薄弱的第三世界地区在面临美国资本主义的新殖民现代性时，以甘愿放弃主体性及独立自主权来换取“老大哥”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援助的普遍现象。痛失双腿的江阿发尽管获得了一笔天文数字的赔偿金，小女儿也被送到“先进的”、“现代的”美国读书，但他同时也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与决定自己未来的自主性，完全听命于撞伤他的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阿发这个角色代表了在冷战构造下、后殖民时期的“台湾性（Taiwaneseness）”；这种在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形成的“台湾性”，不是一个真正脱殖民的、享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台湾性，而是一个甘愿让出主权、自决权，紧紧依附美国、崇拜美国的台湾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