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独立和自由是风

作者:闻 一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立和自由,也就没有边界,或者根本谈不上边界问题,即使它有被封的、被赐予的“王国”、“公国”或者“自治省的”空头衔。
  从一七七二年起,尽管波兰与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接壤,但它们中间便是没有边界问题的。然而,一条阴影般的“边界”线却又无时无刻不横亘在它们中间,在波兰它被称之为“东部边界”,而在沙俄、苏联则被称之为“西部边界”——“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随着大国权势的变迁、政局的分合交替、主义的兴衰变幻,这条线始终是这一地区政局变幻莫测的中心,并且是各实力大国争夺的对象。
  吞并或放弃,放弃再吞并,这是大国宰割小国的不变规律,而随着帝王的意愿和大国的利益,任意改变“边界”则是通常解决争夺的最佳手段。大国总是以为强权和吞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自然也包括边界问题,然而,围绕“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条“边界”线,不仅大国的争夺从没有停止过,而且那些生存于这条线两边的民族也被无穷尽地卷进了利益和权势的残酷较量之中。
  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概念,“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是上个世纪初年才明确显现出来的。十月革命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自治瞬间成了时代的风潮。这风潮席卷波兰、乌克兰和一系列“没有边界”的小国家。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颁布法令,宣布:“由前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政府缔结的,涉及瓜分波兰的条约,因其与民族自决的原则,与承认波兰人民的不可剥夺的自主和统一的俄罗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识相违背,由本法令予以彻底废除。”但对于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绝对不允许离开俄罗斯而独立。于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波兰和乌克兰几乎同时出现。
  在波兰,争取波兰复国的运动风起云涌。包括毕苏茨基在内的波兰人的复国主张是:恢复波兰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权益,组成一个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在内的联邦国家——“大波兰国”。而在乌克兰,乌克兰民族运动组织——“乌克兰中央拉达”也发出了独立和自由的呼号。“中央拉达”在自己的一份宣言中提出了乌克兰的国土和边界问题,要求将“居住着多数居民为乌克兰人的土地都属于乌克兰共和国”,即是要求将“西乌克兰”归属己有。
  因此,波兰和乌克兰实质上都提出了与苏维埃俄国的边界问题——“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问题”。这在表面上是波兰与苏俄、乌克兰与苏俄之争,但实质上是这地区两大对抗势力——德奥与苏俄——都不肯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苏俄受饥荒、瘟疫和经济危机所困,为了尽早结束战争,正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奥谈判,准备单独媾和。而德奥提出的强硬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苏俄放弃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一开始苏维埃政府持强硬态度,在谈判桌上的决策是:“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其国家法律地位如何,绝对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是,乌克兰的领土与俄国不可分割。”而在谈判桌外,苏俄则试图尽快以武力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一九一八年二月四日,托洛茨基向列宁报告,苏俄军队已经开进基辅,“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哈尔科夫人民书记处被宣布为乌克兰的最高权力机关”。“乌克兰中央拉达”被击垮,红军在向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进发。面对这种情况,德国军队随即对苏俄的西线发动全线进攻。苏俄再无力承受战争重压,一九一八年三月,被迫接受“布列斯特和约”,从而丧失了对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控制权。
  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执掌了波兰国家最高权力的毕苏茨基十分不满意大国的这种安排。一九二○年四月十七日,毕苏茨基下令进军基辅,并宣布承认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最高政权”。这激怒了列宁,他指责波兰的军事行动是在法国、英国和整个协约国的操纵下“扼杀苏维埃俄国的新的尝试”。他说:“波兰的进攻是当年要把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那个旧计划的残片。”四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仅向工人和士兵,而且向所有的俄罗斯公民呼吁:绝不允许波兰地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俄罗斯人民。列宁断言:“只要我们集中了一切力量并且做出了一切牺牲,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于是,苏俄红军兵发西线,苏波战争爆发。为了这场战争,那些被视为“敌对力量”的沙俄军官重新披挂上阵,走上了苏波战争的前线。时年二十七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此时正“赋闲”在家,有他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信件为证:“恳请您帮助我摆脱失业的处境。我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闲待了近三个星期,而无事可做已有两个月。我既不能搞清迟迟不做安排的原因,又得不到新的任命。我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指挥过各个集团军,如果多少有一点功劳的话,那么请让我在实际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线无法安排,就请安排在运输部门或是军事人民委员部工作。”于是,他适逢其时,担当了苏波战争前线的指挥员。
  七月,苏俄的军队在图哈切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节节胜利,最后集结于俄波边境。也就在这时,协约国出面调停,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了一条临时停火线:从北部的格罗德诺往比亚韦斯托克的东部,经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再沿布格河南下,至索科维—普热梅希尔,向前延伸至喀尔巴阡山北麓,附带条件是将加利西亚割让给苏维埃俄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寇松线”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边界线。但是,苏维埃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认为乘胜越过波兰的边境是苏维埃的利益所在,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应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一九二○年七月二日,图哈切夫斯基发布命令:“我们的刀尖上携带着给劳动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向西前进!”苏俄军队终于逼近华沙,以为可一举夺城。然而,这一次却没有像列宁所许诺的那样取得胜利,而是苏俄军队最终兵败华沙城下。
  无论从波兰还是从苏俄方面来讲,苏波战争的爆发都有一大堆理由,但实质都是为了争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片领土。在他们各自打出的旗号中,有一种旗号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波兰的“大波兰主义”和苏俄的“大俄罗斯主义”。毕苏茨基之意并不完全在这“东部边界”,他要建立一个“大波兰国”,而苏俄也只是要把这“西部边界”当成一道坚实的壁垒和防线,进,可以将无产阶级革命推进到欧洲去,退,可以挡资产阶级风暴于国门之外。就像这时托洛茨基写给中央的密电上所说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与西部边境毗邻的各白卫小国可以暂时为我们构筑一道‘屏障’”。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是一种民族沙文主义酝酿并诱发了这场战争。也许还可以看出,民族沙文主义是不分大国小国的,民族激情和爱国主义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成为民族沙文主义。
  至于苏俄的兵败也有一系列因素,但其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苏俄的领导人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一是他们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认为越过了波兰,前面就是德国、法国和整个欧洲;只要拿下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所以,他们在下令兵发波兰的同时,还组建了以一个长期生活在俄国的波兰人马尔赫列夫斯基为首的“波兰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红军攻下华沙后,该委员会能立即行使波兰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是他们进而认为,苏俄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既然高举的是国际主义的旗帜,那自己的军队就一定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然而,当苏俄红军一进入波兰的领土,他们就被当地居民视为入侵者,到处受到阻击,这就像不久前毕苏茨基的军队进入乌克兰,以为当地人民一定会把他们作为解放者来欢迎,结果适得其反。在苏波战争爆发以前,托洛茨基已经敏锐地感到苏俄推行的世界革命政策遭到了重创,向列宁建议改弦更张。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他在给俄共(布)中央的密电中承认,“不管怎么说,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现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这一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建议把俄国革命的方向转向亚洲,“考虑有必要推动亚洲革命”。列宁的决策也在酝酿着变化。但是,“大波兰民族沙文主义”的进攻,引发起苏俄民族沙文主义的热潮,同时又再次燃起了他们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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