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
作者：蒋 寅
在当今欧美中国文学研究家中，宇文所安可以说是这样一位优秀学者。从一九七三年出版博士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以来，他的研究从作家研究推向诗歌史、诗歌理论、文学史、文学理论，在研究领域扩大的同时，日益深入中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他的著作《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他山的石头记》、《迷楼》已陆续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和同行无不为作者卓越的洞察力和对文本的独到解读所折服，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更钦佩的是他在学术上的反省能力。他曾说：“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初唐诗·致中国读者》）这种自觉使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独创性的尝试中，保持观察角度的新颖和文本解读的活力，甚至对反省所托足的批判意识本身也抱有警觉——“这个不断批判的文化本身就应该受到批评的审视”（《微尘》）。
《初唐诗》和《盛唐诗》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贾晋华教授先后译成中文，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印行。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古典文学研究已度过了拨乱反正的转折阶段，进入一个创新和积累的时期，但宇文所安教授这两部十年前发表的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尤其是《初唐诗》，正如作者所说，“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与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追溯此时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事实上，不光是初唐，在唐代其他的时段也没有这样整体的研究，这种研究到八十年代后期才展开。
据作者说，他写《初唐诗》的初衷是为研究盛唐诗铺设个背景，但最终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然而众所周知，初唐时期的文学史资料和诗歌作品都远较盛唐以后为少，这对我们理解其时代背景造成了困难。宇文所安教授的信念是，“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的知识，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感，一种进入历史语境中去的能力。在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初唐诗是以宫廷诗及其对立面——脱离宫廷诗——陈子昂——武后及中宗朝的宫廷诗——张说及过渡到盛唐这一过程展开的，宫廷乃是艺术趣味和艺术法则的中心，它在宫廷诗人和外部诗人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尽管这种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似过于绝对，但他对宫廷诗歌结构和语言程式的描写和概括还是很准确的。他对诗歌文本的精心解读，都能紧扣文体和题材的要求，使初唐诗写作逐渐从宫廷诗规范中解脱出来的过程清楚地呈现出来，较之我们文学史过于概略和笼统的说明，能给人更多的启发。如果这部著作一出版就马上被中译，相信会给国内学界更多的惊异和影响。
《初唐诗》出版时，宇文所安教授三十一岁，能在而立之年就写出这样的著作，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书中洋溢的才气和随处可见的敏锐感觉，使这部著作具有很好的可读性。四年后问世的《盛唐诗》，除保持了《初唐诗》的论述风格，更增添一点犀利的论辩。显然，两者要处理的对象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说《初唐诗》是为一个被冷落的领域填补些空白，那么《盛唐诗》就是在一个过于热闹的论坛里争取发言权，必须面对前人的许多成说，在质疑中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挑战的起点就是从九世纪以来形成的将盛唐看成中国诗歌顶峰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一个持续变化的复杂过程，却被看成是天才和多样化风格如同雨后太阳突现，而且其消失也如同出现一样迅速”。确实，“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从远处观察它，就不能充分赏识其蓬勃生机和多彩丰姿：诗人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曲解了，这一时代深植于过去诗歌中的根被割断了；一系列简单化的、陈旧的词语被用来描绘这一时代的风格特征”。所以，面对“盛唐”这一辉煌的诗歌时代，作者首先就确立这样一个信念：“如果我们想对这一时代及其诗歌进行严肃认真的探讨，就必须将这种辉煌绚丽的神话撇在一旁。”（《导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贴近八世纪诗歌语境，深入到唐诗发展历程中去考察的历史眼光，而支撑这种学术观念的仍然是作者擅长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
在《盛唐诗》的导言中，作者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原则性问题：一、不能将这一时代与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混为一谈，不应以重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应以这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二、不能将时代风格简单理解为有着方便的固定年代的统一实体，要灵活地把握其多面性和可渗透性；三、不能切断盛唐诗的内在发展过程，要考虑到在不同的年代，为天才出现留下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带着这些意识进入盛唐诗，宇文所安教授发现，“盛唐诗由一种我们称之为‘京城诗’的现象所主宰，这是上一世纪宫廷诗的直接衍生物。京城诗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它却具有惊人的牢固、一致、持续的文学标准。京城诗涉及京城上流社会所创作和欣赏的社交诗和应景诗的各种准则”（《导言》）。这些准则包括与交际对象的社会地位相联系的文体等级和相应的辞令风格。正是在这一平台上，宇文所安教授从京城诗的四种社会背景（宫廷、王府、权臣、朋辈）出发，展开了对盛唐诗由无声的变革到全过程的分析。在这沿着时间流序的梳理中，他重构了开元、天宝的诗坛格局，对王维和孟浩然的关系，对高适和岑参的诗史位置，对李白的心理特征和艺术特征，都重新做了解释，还发掘了几乎被忘记的诗人卢象。在这部著作中，同样有些判断很难为中国学者所接受，比如说：“对于开元京城诗人来说，朋友们的作品比文学史上的任何个人体验更为充分地限定了诗歌；讲述共同诗歌语言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创新或‘复古’的愿望。”或许和《初唐诗》论宫廷诗一样，他也过分地强调了京城诗的写作训练，他的分析和结论一如既往地显示出机敏和洞察力，只因盛唐诗较之初唐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他对作品的解读也显示出超过以往的自由发挥，让读者在欣赏他的独到解会时偶或不免产生一丝怀疑。这是任何富于启发性的著作都难以避免的特性，一些新异的见解往往会冒犯常识，让我们觉得难以接受。没关系，只要新异的见解有足够的说服力，它最终会扭转我们的看法。宇文所安教授对孟浩然的分析，相信能成为证实这一点的例子。
在《他山的石头记》所收的《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宇文所安教授曾说道：“我常常拿我自己写的《初唐诗》开玩笑，因为里面把初唐的一切都视为盛唐的先驱。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不管是检视某一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也就是说，现有的文学史所做的解读一直都犯了时代错误。”（江苏人民出版社版，22—23页）他的这种反省在《盛唐诗》中已显示出来，在对盛唐诗的分析中，他更多地注意到开元天宝诗人对六朝诗的承继和对初唐诗的背离，这固然可以说是他对后设的历史解释模塑我们叙述方式的警觉，但又何尝不是他有意摆脱成功模式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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