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再造东亚史学
作者：白永瑞 李长莉
白永瑞（以下简称白）：我提出这一观点，是基于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对二十世纪东亚历史学的反省，感到东亚历史学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进行彻底变革或叫作“重大革命”的时候了。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近代历史学学术体系，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渐次建立，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但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回头看看，就会发现这一史学体系有着很浓厚的殖民性色彩。一方面，东亚近代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形成深受西方历史学影响，无论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除了本国史之外，世界史都是以西方欧美国家为中心的，这显然是当时欧美殖民主义霸权的反映。另一方面，东亚近代史学最早在日本建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东京帝国大学首先建立了日本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分科制，而主要以中国和韩国为对象的东洋史，就是以日本向大陆侵略的志向为背景的。一九一○年后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史学的这种三分科体系又被移植到韩国的大学之中，使韩国学院体系的近代史学建立伊始便具有了殖民性质。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时期也有与韩国相近的情况。
李：除了分科体系之外，东亚诸国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如中国本来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有相当成熟的史学学术体系，包括史学理论、编撰体例、词语概念、书写方法，甚至官方与民间的史学流派等等。但二十世纪初近代新史学建立，主要是以西方，包括从日本间接而来的学术体系取代了原来的史学体系，形成了以实证科学为主要特征，以进步史观为主导，以源自西方并多由日本转来的编撰体例和词语概念等所构成的近代史学学术体系。
白：是这样的。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东亚近代历史学与国民国家的关系。我们知道，近代化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确立过程，近代的历史学是使国民国家正当化的一种理念工具，为了将民众统合成国民，民族的集团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资产而受到重视，对它进行生产、加工正是历史学的主要作用。特别是在列强压迫下急迫地寻求富强、走上现代化的东亚，则更加强调史学的这种功能。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仅仅只是延续这种为完成国民国家的取向已经不能适应已然变化了的当今世界格局，而是应当同时考虑国民国家的完成和克服这两个方面。因此，我提出了“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来作为克服国民国家历史观的一种路向。这也就是我说的“史学革命”的意思。
李：这是在前人已提出的“地域东亚”和“文明东亚”两个概念之外，你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与前两个已有的东亚概念具有实体感不同，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概念更强调是一种思考方式。通俗一点说，就是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想像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以知识理性为基础，因而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又以非实体的实验或建构为形式，因而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还把这种知识建构视为非固定的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状态，更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流动性。给知识建构赋予了更广阔多样的功能，让它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处理东亚问题，这也是你建构你的新史学的一种思考方式吧。
白：是的，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在东亚创造复合性国家结构的可能性，把东亚作为国民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中介物来看待，将东亚视为本地区各种主体的相互竞争、妥协、联络的场所，特别应注意在中国与日本这样的“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主体的作用等等，而这些都是以往在国民国家历史观中所看不到的。这种以东亚为一个单位，从完成和克服国民国家的两面来思考东亚问题，简单而言就是本地区的各主体要省察自我中的东亚与东亚中的自我。这也可以说是我所指的“史学革命”的主要内涵。
李：你的这一思考强调把东亚视为一体，强调“东亚中的自我”，但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则会感到把这种东亚意识强调为一种新历史观的核心理念，又似乎有些强调得过分。你曾批评过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意识”，缺少对亚洲的横向思考，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没有“亚洲”，亚洲就是中国，东方就是中国，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而缺少对周边国家的关心和连带感。这些批评颇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反省，但我想问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何以有这样不同的视角？我想，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地缘关系的不同。韩国及整个朝鲜半岛是地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个东亚内环地区，作为韩国人，如果以韩国为中心而向外环顾世界的话，首先挡在面前的就是西面的中国大陆和东面的日本，如果不通过中国和日本，韩国无法直接与世界连接。日本也有相似的情形。所以，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世界联系以后，韩国和日本人形成了强烈的东亚意识和连带感就是很自然的。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四面八方周边有约二十个邻国，因而无法像韩国和日本那样产生有单一向度、边界清晰的核心地域连带感。此外，中国和韩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韩国曾长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也长期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作为殖民经营的主要目标，因而东亚关系一直是韩、日两国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长期面对列强诸国的环伺和纷争，因而不得不直接面对世界列强诸国。如果说近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之义是民族独立的话，韩国的民族独立是通过在东亚地域内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斗争而取得的，而中国的民族独立则要通过反抗世界——列强诸国的斗争才会取得。正是这种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必须直接面对世界的性格，相比之下，与只属一翼的东亚地域的连带感自然会显得淡薄一些。这是与韩国视角的不同之处。当然，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东亚邻国有更多的互动联系，你所提出的批评也使我们警醒，应当强化东亚及亚洲的地域意识，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东亚的实际地域连带关系已经大大增强。
白：是的。东亚地域的经济一体化已经在急速发展，如中、韩、日已经互相成为主要的经济伙伴，东亚共同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但在东亚一体化的潮流中，还应注意各国各自的主体性意识并未消解。举个有趣的例子，韩国人过年也像中国人一样，在大年初一家长会带领全家人给祖宗牌位上供。近年来由于许多种蔬菜都由中国进口，韩国人用由中国进口的蔬菜做成给祖宗上供的菜肴，于是只好在祭拜仪式时向祖宗说明：对不起，今天用来上供的菜是从中国进口的，没有用韩国本地的菜，请原谅。这当然是现在流行的玩笑话，但是这个例子说明了东亚联系中韩国人的本土主体意识。所以我说的“知性实验的东亚”，把东亚看成一个单位，既意味着东亚各主体——包括像韩国这种边缘主体——之间的联系和交融，也意味着各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妥协、交错和互动。
李：我在学习日本文化史时，也产生了相同的感受。东亚诸国如果说在地域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彼此的疆界比较清晰，有时也会有大小、强弱差别的话，在文化上则可以说共同感和并立感更强一些。中国先秦唐宋文化，既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曾经是日本和韩国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文化种子在韩国和日本落地开花以后，形成了各自的分流，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分流各行其路，但这些分流与元文化之间又有着难以分割，甚至难以理清的连带关系。例如我曾对中国和日本前近代的民间学问观做过考察，发现日本幕府时期的民间学问观有着深深的儒学烙印，他们以儒学的“六艺”和“小学”与“大学”的一套学说来定义学问范畴，从而将算学、商卖、武艺等实用“艺术”，与儒学典籍义理之“学问”并列为人们应当自幼循序习之的学问，形成了实用之“艺”与义理之“学”二元并立的学问观体系。这与同时期清朝的中国民间学问观只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核心的一元学问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两国在随后西学东来之时，对于偏重实用技术的西学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近代文化特性。特别是近代以来各地区发展出各不相同的近代化模式，形成各不相同又各具价值的文化形态，东亚各地可以说是东亚文化变迁不同的实验室。这些既有关联又是多元的文化资产，对于我们今天省察自身及东亚问题都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它们都应属于东亚诸国的共同文化资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你提出的“知性实验的东亚”这一构想，我以为用这一方法来重新清理东亚文化资产，用以考察现时人们所关注的诸如“东亚价值”一类的问题，可能是很有效的。只是你将这一观点作为“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作为史学新辟的一个路向，当然，以知性建构的“东亚共同体”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与原有史学领域并行但又很独特的新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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