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城中村：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
作者：柳冬妩
让我再次想起你/亲爱的坦洲/在中国西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你的形容浮现在我清贫的日子里/这里已经冻得发抖/我有些浑浊的目光/看见你依然裸露双臂/你的丰满是每个人都动心的那种//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的宽容收留了我/十年光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我面黄肌瘦的青春/从那里开始 在那里结束//不会忘记孤灯下的清影/不会忘记机器轰鸣的夜晚/还有在夜晚里通宵不眠的异乡姐妹/她们失血的脸总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张守刚：《坦洲坦洲》）
在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远距离与近距离的书写中，表现了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差异的尖锐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价值观念和心理的深层次变化。像黄麻岭、坦洲这样的已经“现代化”的村镇，在不少诗人的笔下都曾大量涌现。打工诗人通过透视“城中村”的种种异象，质疑了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逻辑的合理性。打工诗人对“城中村”的深入像一张网使人挣脱不开，陷入迷乱。如安石榴的“下梅林围面村”：“下是下流的下/梅是梅毒的梅/应该是淋病的淋……/当发廊的冷气点燃我/皮肤上的火焰/我对着一位按摩女郎/朗诵了比诗句更好的表白/性欲洗去我身体的寂寞/把我的内心掏空/下梅林围面村/发廊和大排档张开暧昧的胃/老板娘的微笑像临街的广告/在中午的快餐店和/傍晚的士多店里/穿睡衣的二奶/把她纽扣的孤独/像手机号码一样交给/下班路过的男人/……”（安石榴：《下梅林》）。深圳下梅林围面村是美丽和富裕的，同时又有着不可理喻的黑暗和丑陋性。美丽的深圳用它的美丽遮掩着“城中村”的灰暗景象。“下梅林”的生活迅疾、杂碎、混乱、无聊、荒诞、凄艳、冷酷……这几乎是所有城中村的特征。当今我们的“浮世绘”里，正游移着许多只有肌体而无灵魂的躯壳，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诗人还在关注灵魂，关注生命的悲剧和危机，不啻是一副清醒剂，一剂治病的良药。都市的疾病成为诗人咏叹的主题，体现了人类在精神堕落和下滑时的清醒。
对于打工诗人来说，故乡的村庄是惟一的，而异乡的村庄却是变动的，不停地变动着他们生存的背景。像张守刚那样能在一个地方打工十年的“打工诗人”比较少见。如谢湘南写过《在西丽镇》、《北岭村》）、《一九九七年，在深圳的三个村子里》、《中途三月，在平湖》、《在福田》等数十首以深圳村镇为背景地的诗歌，这些村镇都是谢湘南曾经生活的现场和写作的现场。这从一个侧面反证了诗人在艺术上的自觉和自律，同时也折射出动荡漂泊的打工生活在诗人身上打磨出的印记。如果揭开诗人作品里隐含的意象，我们就可清晰地找到谢湘南年轻的生命旅程中，那些乡镇和“村庄”留在生活里的记忆。这些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描写，有的是间接的暗示，更多的是他的经历同他的观察和思考融合成一个难分彼此的总背景。时代的变迁已使“乡村”的一切可见之物都面目全非，打工诗人洞悉了惶惶历史的变形记，有些东西已凝成了诗歌那秘密的核，显现出应有的坚硬质地。
打工诗人对两类“乡村”具体和精细的描绘，表现出中国发展“速度”所带来的深刻冲击，昭示了新空间结构的变化提供的全部力量和可能。他们在记录将要消失、正在消失和已经消失的东西。他们要做到的是留下一份关于村庄晚年的生存记录。这一点，在现代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可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些“乡村”原来都有十分稳定的结构和规范的人际关系，但在二十年的城市化工业化中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是显示了这个社会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大潮之中的新的空间格局的形成，也显示了中国变革的全部力量与巨大的速度。它冲垮了乡土中国的结构基础，改变了“农民”生活的全部含义。一切都在逝去，一切又在重构。在打工诗人的这些文本中，我们不仅处于变化的开端，而是已经面临变化的结果，不是仅仅出现了新的社会格局，而是这种新格局已经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早已不是这个新的空间结构是否应该存在，是否可能存在，而是我们在这个结构之中如何学习生存，如何面对“都市文明”和“农业文明”，如何面对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们。都市文明是比农业文明有很多进步。当然，它可能丢掉了农业文明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但这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都市文明的问题，而不是完全批判、拒绝都市文明。“我所认识的乡村/和诗人讴歌的乡村不同/我所认识的乡村/不愿再做贞洁坊/养活一群精神阳痿的人/我所认识的乡村/是正在丰满的身体/渴望城市的抚摸/哪怕那双手/有点肮脏”（朱剑：《我所认识的乡村》）。照这么说，也许我们更应该换一种积极的思维和行动，来观照我们所在的乡村和城市。城市虽然冷冰冰的，但却是不可阻挡地往前走，而乡村不再满足于以往的宁静和诗情画意。城市文明、城市文化是大方向，将来肯定越来越多的乡村城市化，虽然“有点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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