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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赫图阿拉城
作者：刘正爱
“满清”这个名词是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当时封建统治者这段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称谓。在目前我国各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使满族人民在情绪上引起不愉快的感觉。为了增进各族间的团结，今后各级国家机关、学校、企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各种文件、著作和报纸、刊物中，除了引用历史文献不便更改外，一律不要用“满清”这个名称。
尽管如此，直到今天，包括满族自身在内，使用“满清”一词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无意识地在使用这个听起来很“自然”的词汇。因为通常在人们看来，清朝统治者是满族，那么称这一时期的朝代为“满清”与称元朝为“蒙元”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尤其是近年来频繁播出的以清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连续剧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认识。殊不知，从有清一代直至今日，满族从来就不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具有单一均质文化的民族。（“满族”正式作为一个族称使用应该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民族识别以后。在此之前主要以“旗人”、“满洲”、“满洲人”、“满人”称之。） 清代的八旗有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之分。八旗的兵将及其家属统称为旗人。除了上述以族群为标准的区分外，还有帝王、八旗贵族及普通旗人、包衣等阶级区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的群体一律被冠上行政性称呼——满族。从此“满族”便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实体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了一种假象，即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内容的、均质的、既有的存在。
其实，五十年代国家强调不要随便使用“满清”一词，一是为了区分“统治阶级”与“满族人民”，以便澄清一部分人头脑中“清朝＝满族”的错误认识;二是考虑到“满清”一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使用的语境会影响“团结满族人民”。对于这一点，如果我们想到“支那”一词所包含的历史性与政治性，便会很容易理解。
但是，近年来呈现的众多文化表象却恰恰以悖论的方式证明了“清朝＝满族”这个图式的正当性。无可非议，这是媒体与公众无意识地共谋的结果。而这些公众当中恰恰也包含了满族自身。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往往对媒体创造的“清朝＝满族”图式所持的态度不是反感，而是自豪感。在这里，多元的满族文化又被勾勒成一种单一的王朝文化模式。而由地方政府实施的旅游开发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的形成。这是市场机制使然，也是满族的独特历史与文化使然。在旅游开发这一时空中，历史与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被开发并赋予经济意义。在此过程中，历史充分体现了它自身具有的可以不断重构并再解释的特征。
下面我们将通过个案来考察在当代市场机制中，历史与文化在旅游开发的语境中怎样逐渐被赋予商品的性质，它们又是怎样被阐释与重构的。通过个案，我们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历史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是中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县。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在新宾境内的老城（旧称赫图阿拉）登基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由此，新宾被称为满族及清王朝的发祥地。明末清初，爱新觉罗家族在境内修建了永陵，为的是祭祀努尔哈赤的五位先祖。清朝皇帝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计四人九次来永陵祭祖。
一九八二年全县满族人口九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占人口总数的33%。一九八五年成立满族自治县之际，满族人口增至十九万三千六百四十二人，而一九九○年竟高达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3%和77%。显然，这个数字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它跟国家实行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有紧密关联。（据我调查，成立满族自治县的首要条件是满族人口必须达到人口总数一半以上。过去因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而不敢报满族的人，此时，在政府部门的鼓励和动员下，纷纷自报满族。这些人有的是八旗满洲的后裔，有的是八旗汉军的后裔，还有的虽是汉人的后裔，但与前两者有姻亲关系。除此之外，有少部分与旗人无关的汉人也报了满族。）
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发展经济成了地方政府刻不容缓的首要目标之一。但是，光靠农业、林业和少量的种植业来发展地方经济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加上县城不通火车，交通极为不便，发展商业及工业几乎没有可能。在此状况下，地方政府认为，惟一可利用的资源就是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从此，“以清前史和满族为品牌”的旅游开发正式启动。
首先是恢复赫图阿拉城。在仅以数月的时间将原老城村内一百三十八户居民动迁后，赫图阿拉城在一片民房的废墟上巍然耸立起来了。“恢复”后的赫图阿拉城共分三个部分：一是由北城墙、罕宫大衙门、正白旗衙门、罕王井、文庙、普觉寺、塔克世故居、满族农家小院组成的内城。二是在外城建的“中华满族风情园”（以下称“风情园”），风情园由人工湖、别墅区、农业观赏区、林业观赏区、满族博物馆（兼满学研究院）以及满族老街和满族历史文化长廊组成。三是距内城二里的黄寺，主要是地藏寺、显佑宫等被称为“宗教活动区”的信仰空间。
一九九九年九月，“努尔哈赤登基大典”仪式在刚刚建成的赫图阿拉城内开演，它以一次戏剧性的场面再现了清朝前史的辉煌篇章。二○○一年夏天，城内的白旗衙门内又举办了“努尔哈赤展”，满族的形象通过与具体人物有关的历史场面的再现而形成并得到强化。而满族的文化也常常在与努尔哈赤相关的历史记忆中被叙述。在这里，“传统文化”的概念始终蕴含着清朝前史的谱系。
城内具有典型东北建筑风格的塔克世故居又称满族民俗村，里面展示着从各地收集来的满族传统家具和装饰，以便使游客们近距离地体验到“满族的传统文化”。此外，人们还可以在这里观赏到“满族传统婚礼”的表演。在满族农家小院，游客可以一边观赏室内摆设的摇车、幔子、大烟袋、满族被褥等目前已很稀少的生活用品，一边还可以坐在炕上品尝水豆腐、玉米面饽饽（大饼子）、苏子叶饽饽等东北农村常见的菜肴。只要付上十元钱，还可在此住上一夜，体验一下朴实无华的乡村生活。
位于外城的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满族老街由许多以“格格”、“勿吉”等命名的店铺构成。在“肇家祖传铁匠炉”，你可看到身着古代衣装的铁匠正在打制“努尔哈赤使过的大刀”。在“建州算命第一仙”的黄色幌子下，有三四个算命先生正在为游客算命卜卦。在此，各种店铺的名称成为展示满族历史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那些具有满族特色的店名与具有普遍意义的商品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超越时空的独特场域。这是一个过去与现在相互交错的地方，也是一个新的历史记忆即将形成的地方。
此外，向来被国家话语界定为迷信的卜卦，在这里却是以合法的、正当的、传统文化的身份出现，这里又是一个脱离日常生活各种约束的非日常的空间。
在整个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关于什么是满族文化始终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二○○○年九月在新宾召开的“抚顺满族风情游新宾旅游产品展示暨新闻发布会”上也无人提及满族文化的定义问题。在赫图阿拉城，我曾经问过一位旅游部门的负责人，他认为，满族的文化就是满族的发展史、生产生活史、后金的发展过程及农业、畜牧业、渔猎等生活方式。尽管这种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对于满族文化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在整个赫图阿拉城的硬软件设计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赫图阿拉城的各种建筑设施以及各种表演活动明确展示了有关满族的历史认识以及历史重构的过程。重构历史的承担者是政府和精英，而作为行为主体的精英往往深受以往历史叙述及国家话语的影响，因此，这里的重构又是复数的、多层次的。例如：满族博物馆的《满族肇兴史迹展》（展览设有《满族源流》、《满族的勃兴》、《称汗建都》、《进军辽沈》、《国号大清》五个殿室）序言这样写道：
……她孕育了勤劳勇敢的骑射民族——满族。从十五世纪开始，满族的先人女真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开发了这块土地。以努尔哈赤为首的一代英杰，也从这里崛起、勃兴，发展并创造了满族共同体，建立了大清王朝，奠定了中国的版图，统治偌大个中国近三百年之久，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再度辉煌，享誉世界……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满族的几个常见话语。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提倡的旗人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就是“骑射”，而在其传统已经消失的今天，“骑射”作为满族勇敢的象征再次刻入人们的记忆当中。此外，满族的构成要素是多样的，但这里却简单地把满族的祖先与“女真人”直接联系起来。这种叙述显然把“女真人”以外的八旗汉军及来自其他族群的满族成员排除在外。而另一方面又使用“满族共同体”来表述满族，可见对“满族”认识的模糊。而“奠定中国的版图”这句话是一九六一年周恩来在关于满族问题的讲话时作为肯定清朝一个方面时提及的内容（《周恩来选集》下卷，361页）。
序言中的短短几句话，囊括了史学家及官方的历史认识和特定的叙述方式，而展览设计者的人选及其资料选择方式又在历史重构的过程中增加了一道程序。
除此之外，“满族文化历史长廊”（以下简称“长廊”）也是考察历史记忆重构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长廊全长五百六十米。它试图再现的是从神话时代的布库里雍顺至入关前的清前史。长廊的头幅画面是描写三仙女下凡衔朱果生布库里雍顺的满洲起源神话。接着画面急转，进入“历史”时代。先是“满族的先人”挹娄、勿吉、、女真登场，在插入一段“真命天子”努尔哈赤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追赶，狗和喜鹊(又说乌鸦)救之的民间传说之后，画面再现了努尔哈赤结婚、统一建州女真、夜读《三国志》、创制满文、萨满祭祀、建都赫图阿拉、迁都辽阳、迁都沈阳、计丁授田、重用汉官、迁都北京、定鼎中原等共七十五个“历史”场景，最后以清朝十二代皇帝的画像收尾。
一个少数民族如果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它可以用本民族语言书写并叙述历史。这时它有可能可以作为“内部视点”来书写并叙述历史，而不是出于国家的政治目的所编撰的具有“外部视点”的历史。但满族却不同。清代初期用满文书写的历史资料除了一部分学者之外，在满文满语作为工具基本消失了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读得懂，更何况用满文来书写自己的历史。当代满族自身以及他者对满族的历史认识，都是通过国家公认的“正史”及地方史志等汉文历史资料来重构的。虽然如此，通过资料的筛选与调整，并反过来利用“外部视线”，也可以达成“内部视线”的效果。
在许许多多的神话与传说中，“长廊”之所以选择了起源神话和努尔哈赤被救助的传说，正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主张王朝正统性的意义。而通常在正史中缺位的神话和传说，通过在长廊与其他的“历史”场景共演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满族历史”而获得了“正史”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唤醒的记忆，也有被忘却了的记忆。比如，在广泛流传于该地区的民间传说和神话中，努尔哈赤作为主人公频繁地登场，神话中被乌鸦所救的范察（参照宋承绪《满族“三仙女神话”探微》，《满学研究》一九九八年第四辑）在此被替换成努尔哈赤，而具有神话谱系的范察和孟特木（又称猛哥贴木儿）却在历史记忆中被忘却。于是，原有的零散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记忆根据现在的需要被筛选、重构，并作为满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来重新叙述，而这一点恰恰明确了满族与周围汉文化之间本已模糊的界限。
既然文化与历史是作为商品来消费的，那么商品开发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吸引游客的商品，以此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在观光场域，商品的经济性往往要比其真实性重要得多。
重构历史与文化的主角是地方精英和政府权力机构。政府提供硬件，精英提供软件。赫图阿拉城内的整体工程设计主要由抚顺市园林局承担，建筑的配置及软件设计和指导主要靠辽宁省文物处古建筑研究部门负责。据说，软件设计主要参考了《清实录》、《李朝实录》、《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等历史文献。
赫图阿拉城的恢复工程从一开始就成为史学家们议论的焦点。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罕宫大衙门”（努尔哈赤寝宫兼朝政处）这个八角亭式宫殿建筑以及绿草茵茵、花草树木交相辉映的现代公园式景观。很多专家们说，史书中记载的罕宫大衙门（这个名称也是后起的）只是三间硬山式青砖瓦房，而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华丽建筑，这里存在一个古城不古的问题。但是在最大限度追求经济利益的旅游产业中，即使忠实地再现了原有的古城风貌，如果不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政府还是会采取别的措施，以便实现发展地方经济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在旅游开发者看来，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因为“真实性”并不具有商品价值。重要的是“商品”的销路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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