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短长书
作者：杭 之等
杭之
亨廷顿曾经在两年前的一次讲演中，阐述了他的地域政治说。他认为当今世界的支配性霸权可以分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及地区性大国如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美国应该利用地区国家与地区大国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关系来对它们进行控制，以确保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的位置。在他的视野中，中东问题不过是地区性问题。美国全球政治的策略应该是将穆斯林国家的问题交给其周边的地区性大国来处理。言下之意是，车臣的分离主义者，东突问题，本来就是俄国和中国的问题。美国可以在这种地区内部的纠纷和牵扯中，不费一枪一弹而坐收渔利。因此，亨廷顿认为美国无需更深地介入这一地区的冲突。对他来说，真正的挑战来自中国。在这次针对中东问题的讲演中，亨廷顿出人意料地宣称，今后十年内，美国最危险的关系是与中国的关系。亨氏的这一断言，并非一时兴致所至，信口开河，也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故作惊人之语。显而易见，这一说法的根源仍然是他的文明冲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东亚文化实质上是儒家文化，不可能被纳入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二者对抗的趋势，在所难免（亨氏的东亚文明圈绝少通融妥协的余地，连韩国这样一个基督教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未能幸免）。当然，穆斯林与基督教的冲突由来已久，其惨烈血腥的程度，在历史上恐怕也无以复加。为什么亨氏在“九一一”这一历史性的灾变之后，反而将穆斯林国家降格为地区性的问题来考虑，并且反对美国的进一步介入？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九一一”之后穆斯林文化在西方世界失去了普遍的同情，更谈不上什么感召力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穆斯林文化确乎拿不出像样的规范性的理论能够在价值问题上与基督教传统协商对话或分庭抗礼，自成一说，它在事实上已不可能构成西方世界的真正对手。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除去石油资源以外，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发展的潜能，它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将随着石油的枯竭而变得无足轻重。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亨氏会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头号对手：一个由飞速发展的经济所支持的儒家文化，必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形成美国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哪怕是和平崛起，也势必打破地域政治的内部平衡，从而危及美国至高无上的全球霸主的地位。
当然，中东的事态并没有完全依照亨廷顿的设想发展。美国一意孤行，陷入伊拉克战争，几至无以自拔。不过，布什政府是否接受亨廷顿的中东区域说，对中国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亨氏上述的地域政治想像再一次表明，文明冲突说的逻辑结论必然是也只能是中国威胁论。伊拉克战争不过是暂时绑住了美国的手脚，让中国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在美国总统竞选年的政治敏感时期，无论是伊拉克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舆论怨声鼎沸，以至于布什当局不得不挑起台海事端以转移公众的视听，并重新打造其战时总统的竞选形象，来确保连选的成功，还是美军从伊拉克顺利撤军，腾出手来重新部署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中国威胁论都会被再一次摆到美国政府与舆论的桌面上，成为热门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威胁论并不仅仅表述为中国如何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而更经常的是体现在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批评。这些批评的声音，在近期美国的主要媒体，尤其是报刊上，一时炒作得相当火爆。它们各有侧重，分别呼应某一社会阶层、集团和宗教组织的关注与利益。因此，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当然，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内部的各种利益也并非协调一致。如何因势利导，逆转冲突的态势，似乎仍有运作的余地。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布什总统上任伊始，便在参众两院的讲演中，明确无误地将中国列入了他的邪恶轴心国的行列。美国政府重奏这一主旋律，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想起了《死水微澜》
郜元宝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些长篇，做学生的时候大部分只是浏览，实在已经印象模糊了，这中间就包括李人先生一九三五年发表的《死水微澜》。最近碰巧借到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的“汇校本”——用一九三六年初版为底本而校以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的作者修订本——花了一个晚上读完，不免要发一些感想。
修订本主要的改动，是把初版大量成都官话与方言换成五十年代普通书面语，我觉得真是大可不必，因为成都官话和方言并不难懂，再加上作者原来的注释，完全有资格作为文学语言而独备一格。改成普通书面语，味道全失。好在修改之前的用语都保留在作者的注释中，这样对照着读下来，也别有一种滋味。
作者在内容上几乎未做任何改动，不像某些作家大肆修改旧作以跟上时代，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许多文学史教科书提到《死水微澜》，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作家花大力气描写的，乃是辛亥革命之前完整的晚清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溺在各自的尘俗生活与欲望中，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一般人，比如贪恋男欢女爱而乐不思蜀的罗歪嘴与邓幺姑固然没有宗教信仰，而小地主顾天成之所以“奉洋教”，也只是想借洋教“师母”的力量报复曾经在赌场设局坑害过他的仇人罗歪嘴，恩典慈爱，何曾降临到他头上。
这实在是一潭未曾被外界新鲜空气吹拂过的“死水”，一个卡莱尔在同情的意义上所说的“异教世界”。这个世界没有自己的神，信仰的基础却根深蒂固，只是那些民间的信仰不仅早已丧失了和本源的联系，变得不伦不类，而且始终处在晦暗状态，经不起一再的追问。罗歪嘴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某位乡绅名流关于“为什么该打教堂？”的文白夹杂的长篇大论，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那里面几乎集中了当时不少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和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仇恨。邓幺姑自幼长在乡间，一听别人在闲谈中说到自己其实从未接触过的“洋教”如何跋扈，就怒从心起，责问罗歪嘴们为什么不敢把它灭掉，这一段情节虽然是他们男女调情必有的内容，却也生动描写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无知无识的女子对于“洋教”似乎与生俱来的仇恨，其中混杂着原始而暧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伦理，实在值得研究。邓幺姑为什么对“洋教”有如此激烈的态度？作者只是当一种现象闲闲地写出来，似乎并无深意，却因此留下空白，耐人寻味。
作家本人的宗教观在小说中没有透露分毫，但看得出，恐怕基本上也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全书关于基督教没有一点正面的影子，但因为写尽了对基督教的误解，所以不仅无害于基督教，反而有益于认识和基督教无缘的“异教世界”的生活真相。
写得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是出身乡野的邓幺姑如何渴望过上成都富豪人家的生活，因为最后知道无望，这才退而求其次，在和软弱无能的丈夫的表哥、神气十足的袍哥小头领罗歪嘴公开的偷情和宣淫中求得暂时满足。其次是写罗歪嘴一开始如何不把女人放在眼里，后来又如何贪恋女色，甚至自以为尝到了“爱”的滋味。他和表弟媳妇邓幺姑之间沾沾自喜的“爱”的话语，包括小地主顾天成和邻居母夜叉之间的“爱”，绝非“五四”新文学滋润的结果，而带着前现代中国生活的完整信息。肮脏、愚昧、好色而狠毒的“土粮户”顾天成、陆茂林以及自愿在罗歪嘴和邓幺姑中间穿针引线的妓女刘三金，都写得活龙活现。他们生活在无边的罪孽中，却都不知道有罪，因此格外活得恣肆，连痛苦和悲哀也都表现得十分有力。
邓幺姑显然有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影子，她的丈夫“蔡傻子”则活脱一个“查理”，至于成都近郊“回天镇”农贸集市一节，分明模仿了福楼拜写“永镇”的农业展览会——深度和气势明显不及，自然无须多说。有意思的是，就连长篇小说叙事上的破绽，似乎也和《马丹波娃剂》（作者翻译《包法利夫人》时使用的译名）有关，比如《包法利夫人》开头写“查理”进学一节，用的是和“查理”身份相同的一个小学生的口气（似乎是作者之“我”），但等到爱玛一出场，这个视觉就被丢弃，而改用全知的客观视觉了。《死水微澜》也是如此，第一部分“序幕”写作者之“我”童年时候在成都郊外祖坟田庄上遇见改嫁之后的邓幺姑，但第二部分开始倒叙邓幺姑的历史时，就完全放弃了这个童年“我”的视觉，改用全知的客观视觉。
作者学福楼拜，可谓亦步亦趋。但是，福楼拜文学上的对立面是以拉马丹之流为代表的法国浪漫派，李人的对立面是什么呢？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吗？似乎不能这么说，至少多情的邓幺姑并没有中任何新作家的毒，她压根儿就没赶上新文化运动。福楼拜对当时法国宗教生活多有微词，他借昏庸的教堂堂长以及假装迷信科学的新派郝麦先生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深刻揭示了欧洲基督教的衰落与科学万能主义交相为用的关系，以及它们合力对人类正常的心灵向往与情感要求的扼杀。李人的宗教观念似乎没有展开，《死水微澜》的世界既没有法国式的浪漫主义的泛滥，也没有传统宗教的衰落和科学主义的勃兴，在这一点上，它和《包法利夫人》又没有什么可比性。
话说回来，像李人这样留学法国翻译过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包括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能够如此传神地为中国内地底层社会留真写照，毕竟不易，甚至后来也没有几部能超过他的作品出现——刘再复先生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的《包法利夫人》”，恐怕有点过分抬高了，但如果说有必要将它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排名中提前，甚至提到前几名，或许也该。
它最突出的好处，就是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展开之前，通过描写中国内地底层民众原始的欲望和浑然不觉的罪孽，抵达了世俗生活价值的极限及其必然灭亡的结局。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新文学的现代性叙事法则基本已经取得统治地位，如此完整地描述前现代生活世界却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现代性叙事法则的作品，是十分罕见的。作者以局内人全然的无知来启发读者的觉悟——无论这是有心抑或无意——都不属于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死水微澜》是作者计划中的三部曲的开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尚未开始，作者在描写这样一个前现代生活世界时，完全抛开任何现代性叙事的法则，单单以复活童年记忆为目的，这样反而在无意中解放了艺术创造的才能。艺术一旦不负有把握历史规律或宣喻历史真相的使命，就更容易接近艺术本身。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就是为了不至于为真理所灭亡”，确实真正的艺术总是在各种先验的真理之外产生，一旦落入这样那样的真理管辖范围，就会很快窒息——李人先生自己就承认他的三部曲后面两部《暴风雨前》和《大波》完全失败了，这两部小说主要描写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他没有理由、更无力挣脱现代性叙事的通行法则。
今天的文学，似乎最讲究揭示乃至拷问人的自觉，似乎每个人都信心十足地带着自己的一部完整的哲学在过自己的生活，任何外在的劝喻都被宣布为非法的暴力入侵。但如此强悍、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做根基的个人主义的自觉，只能带来更大的虚妄。相比起来，倒还是《死水微澜》式的全然不知的纵情恣肆显得比较无辜。公义显明于人心之后，一切过犯皆无可推诿，这可不像七十年前《死水微澜》里的人物，他们有罪，但不自知，作者也大可佯装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学必须承受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的道德重负，但敢于承当的人在哪里？今天的作者在这方面应该拿出怎样的真诚和勇气？比如在写一个哪怕是穷乡僻壤的故事时，难道还可以满足于在“中国”和“文化”诸如此类的旗帜之下继续编造一些有关封闭的“中国”和“文化”的古怪而有趣的传奇吗？如果这样，中国文学肯定还会继续作为“他者”观赏的对象，而自绝于世界文学的整体——不管它是目前粗制滥造却可以卖出天价的垃圾，还是不断被重新阐释的所谓现代经典。
二○○四年七月十二日
仍然继续着的战争
张鸣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战争史曾是史学界的热中之热，作为“五朵金花”之首，怒放得令人眼晕。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政治需要和动机，在技术层面，也由于在这个领域，阶级分析的工具，比较容易施展拳脚。毋庸讳言，阶级分析观点在考察历史，尤其是农民战争史方面，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作为分析工具，无疑也是犀利的。不过，一旦这种观点成为一种垄断性的话语体系，成为意识形态的帽子，在运用中难免就会变了味道，在具体的历史考察中，往往容易遮蔽了事实的另个方面。比如，洪秀全等人创立的拜上帝会，如果不是他们的客家身份，显然无法在广西的紫荆山区立足，而如果没有当地土客籍之间激烈的斗争，拜上帝会能否迅速演变成一个武装团体，还是疑问。况且，拜上帝会与当地乡团的冲突，带有明显的土客籍纷争的意味，正是由于土籍凭借官府支持使得冲突愈演愈烈，才导致了拜上帝会走向武装反抗清朝政府的叛乱。但是土客籍问题却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被有意忽视，人们看到的，多是地主和农民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连石达开、韦昌辉这样进入起义领导核心的客家乡绅，也一律被视为“受到排挤的一部分地主阶级成员”，“混入革命队伍”之后，也属于“阶级异己分子”，所以在天京事变中有不良的表现。又比如，苏维埃时期，江西苏区的土客籍问题相当突出，屡次出现在毛泽东以及红四军前委和后来的苏区中央局的视野里，井冈山根据地军队以客籍为主，地方党则土籍占统治地位，地方党主导的分田地对客籍农民不利，客籍农民就在军队的支持下再次重分，而土籍农民则在地方党的默许下集体瞒田不报，双方的冲突最后白热化，地方党乘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际，居然利用外来的彭德怀部队，以武力消灭了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大有功劳的客家领袖王佐和袁文才。显然，在有关苏维埃时期的中共党史和现代史研究中，这个问题也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