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在城市里跳跃
作者：柳冬妩
因血统低下出身卑微
我们这个家虽繁殖能力不错
男女均衡人口众多
但从古到今都是贱民
只能在各种可能的乡下角落
偷偷摸摸活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
几个不肖子孙经不起诱惑
跑到城市
一年后回到家乡风光一阵
于是就一群一群来到城市
这时的情况开始糟起来
除了地下没什么好落脚的地方
因为证件问题我们
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
不小心断胳膊断腿
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
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
高兴时磨磨牙用方言打个电话
读一封有一半错别字的信
还得东张西望
惟一的欣慰是猫们每餐都吃上鱼虾
忙碌在小康迈向大康的路上
也许是出于同情或者愧疚
猫不再用杀头来吓唬我们
碰到发了奖金中了彩票
儿子结婚 闺女出嫁
还默默地向我们表示友好
看样子我们的地位正在提高
这首诗呈现的是社会转型期“贱民”的真实命运及其内在精神图像，给人以深刻、凝重的思考和警醒。诗人拉长、伸展了“老鼠”一词的归趋性所指，这个平常得我们从未注意过的词汇顿时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隐喻意义和涵盖力。诗歌中沉淀了诗人的良知、激情和审美。对《老鼠家史》而言，艺术的独立性是存在的，但作为一种诗性的言说，在阅读和批评的视野中，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诗歌所传达的社会文化信息。“老鼠一群一群来到城市”是时代的产物，隐约暗示着从乡村到城市的一种不完全的身份转型。这些年来，城里的人纷纷出国，而农村的人则纷纷进城，目的是一样的：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出国的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而农村的人则还在向城市里涌，像潮水一样。这是一个过程，叫做城市化。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民工在淹没着城市。他们背井离乡，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却没有一点保障，且常常遭遇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羞辱。但打工的时代已经彻底降临，他们无处可逃。“时代”是一个虚幻的词汇，是人性汇聚成了时代的疯狂特征。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实际上是被每一个卑微个体在无意中承担下来的。没有谁是所谓时代的良心。我们的社会缺乏对于打工者的起码尊重，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投射到富翁、知识精英、商界强人身上，很少对最底层的民众赋予最基本的关怀。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如肿瘤一样扩散到人们的脑海深处。坐稳了的上层和站稳了的中层大多不屑于纠缠于“老鼠家史”，这些“猫们”关切的是鱼虾、上网、迪吧、派对、野游等等与休闲享受有关的词语。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遗忘是这个年代一些人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这个世界有太多卑微的事物被人类的眼神所忽视，然而诗人发现了他们并长久地注视着他们，这源于诗人对生命存在的深层体认和尊重。正如“打工诗人”张守刚在一首题为《老鼠》的诗中所写的：我很卑微/让不该入诗的老鼠/爬进纸格/然后对它们/大加赞赏/我早已被它们感动/看它们夜以继日/找寻求生门路/迫于无奈/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诗人捕捉到了弱势集团与强势集团之间弥漫着的种种屈从与自我丧失的病态症候。人们习惯性地将犯罪、丑恶以及不循规蹈矩的反叛与卑微的弱势群体连在一起，对流落在城市里的农民心存戒意。
在希尼看来，诗歌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就是纠正，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诗歌之所以具有这种“纠正”的功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写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和精神倾向，更重要的乃是诗歌自身就其根本而言即具有这种“纠正”的力量。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难道不正是现实政治和其他文化制度的最终目的吗？如果这些制度不以此为目的，那么，它们就是有待“纠正”的。“打工诗人”的写作表明，诗歌尽管未必能“做”什么，但诗歌仍然能够“行动”，并在“行动”中显示出一种“纠正”的力量。早些时候，民工外出务工不仅要怀着被收容的恐惧，还要办理劳务输出证、暂住证等种种证件，这都是不公平的制度强加给他们的，使他们成为“城市的老鼠”，“从没有在大街上放心大胆地溜达过/不小心断胳膊断腿”。《老鼠家史》与《老鼠》这两首诗表明诗人对历史波涛中个体生命及其痛苦、失败和激情的深深关切。道德上的焦虑，也是诗人经常处理的内容。我是否可能阻止某些罪行？我是否有力量和足够的勇气？我是否能够在恰当的时候站出来？包括现在。站在弱者一边，和那些死去的及内心受重伤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诗人并不能医治这些伤口，但是，他必须感受到，并且揭示这些伤口。
对于打工者——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而言，他们承受了太多的压制和苦难。这些，不仅是制度和法律上的，而且也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无论是在任何地方，人或者诗歌，要做到解放自己，是多么的困难。我们往往以为自己已经解放了或者被解放了，但是走过一段路后，再一回头，却发现自己身上怎么还有那么多的镣铐。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性格局根本不是靠打工者的个人选择就可以改变的。体制化的世界设定了许多框框，一切被划分。但是，人性也远远地离开了。 太多的事让人感叹。前不久，乌克兰有一批生猪经过六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运输，抵达法国，却被法国拒之门外，理由是没有考虑到动物福利，生猪长途运输过程中没有按规定时间休息。这样的动物福利观念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绝伦”。国际上公认的是动物享有五大自由：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讲，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动物在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的痛苦，不得虐待。动物福利的提出是一种观念的进步，与社会自身的发展有关。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怜悯的动物。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遭到了根本性的溃败，这溃败是如此的彻底，其他所有的败坏都由此而滋生。也许，过于沉重的生存压力，过于冷漠的城市生活，已经让我们对生命感到麻木，人性的光芒也日益蒙蔽。但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保持对于生命的敬畏。因为我们也是其中一分子，因为我们谁也无法超越生命的脆弱，还因为我们不该彻底地溃败下去。诗人关注着这一切，以悲悯之心唤回人性中所有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在北京谋生的湖南青年诗人郁金让我们看到《狗一样生活》：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郁金以自嘲、反讽的笔调审理了打工者的生存姿态，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弱势群体的现实境遇，即在不公正的社会环境里如何确立人的位置？如何确立人的尊严？如何寻找丧失的自我？无论怎样，对于人的关怀，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也就是说，无论有着怎样多的“城市老鼠”，我们都必须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生命求生存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声音：强势群体的声音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前者强大洪亮，后者弱小低哑；前者齐整彰显，后者参差不齐。历来，对话语权的争夺，均在这二者之间进行。钱理群先生在《拒绝遗忘》一书中曾言及，话语霸权确立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与权力结构有关的一套秩序。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弱势群体包括民工普遍失语的时代。由于总体历史对个体性的损毁，历史主体只能回到集体失踪状态。民工在失去话语权力从而处于“被命名”状态的同时，也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异常艰难的时候。在公众形象的领域，打工者的沉默几乎成了一个生存着的群体的历史性态度。在这种时候，“打工诗人”发出的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根据现实生活的实践和悲音为美的美学原理，弱势群体的声音更能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本相。让我们看看“打工诗人”刘洪希的《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
一只青蛙
身上流的是乡村的血
灵魂却在城市里
戴着镣铐跳舞
水泥地 楼宇森林 城市
站起在土地的沦陷之上
站起在一只青蛙痛苦的怀念之上
那微波荡漾的水呢
那草地 稻谷
和梦中的家园呢
从乡村到城市
如果注定这是一次艰难的过程
一只青蛙 千万只青蛙
情愿奉献一切
让热爱者的欢笑
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
九月的黄昏
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
看见一只青蛙
无家可归
刘洪希似乎一下子揪住了自己根性中最为疼痛的部分。这样的打工体悟，是从骨子里流出来的，是平实的或隐喻的，抒写了打工者、打工者的情感与意识，包括打工生活带给人的焦虑、孤独和对意志的考验。这种打工感受，是真实的、细微的，也是富有诗意的。打工者生活在城市的底层，是城市最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之于城市，正如青蛙是鱼中的异类。虽然这个城市的体温和气味与他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然而，城市并不最终接纳他们。城市只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引诱着大家豪情万丈纵身一跃，却落得遍体鳞伤乃至粉身碎骨。打工诗人身上有种隐蔽的理想和一般“青蛙”没有的气质，然而城市席卷一切的力量把他们吞噬得也很彻底。这种外形与真实、本质与身份、表象与内里之间的深渊，在刘洪希这里被验证为一首诗。《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在冷静的抒情背后蕴藏着一股巨大的悲凉，对打工者命运的无助、无告以及不可知的命运的悲凉，“青蛙”的喻体则表达了打工者冷峻的情感与无奈。除了面对自身的局限之外，城市的冷漠和轻蔑是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的。繁华的都市成了他们的栖息地，而一切繁华却又与他们无关。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精神上，城市只是他们的一处驿站，对于他们扎下根来的想法有着天然的排斥和恶意的嘲笑。对于都市而言，他们是城市的寄生虫和饭碗的争夺者；对于农村人而言，他们离开了土地，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的身份很难以一种准确的名称来概括——这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后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称呼往往是歧视性的“民工”，遭受着联防队员、居委会、公安局、劳动局等机构和团体的不公平管辖。任何一家单位都足以使他们无法在城市安身立足。城市不是“青蛙”们苦苦寻找的欢乐的彼岸，当他们从乡村逃离，企图摆脱原来命运的时候，另一场宿命早已埋伏在他们的前面。历史在重演着。而且，这样的历史说不定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重演下去。因为受传统的户籍制度影响，广大农民工虽然已工作在城市，但生活与根子仍然在家乡、在农村，“两栖”式的生活已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不可逆转，但鉴于国情的特殊性，“千万只青蛙”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他们的“两栖化生存”，被迫接受一种严酷的现实。面对一只只“青蛙”在城市里的跳跃，我们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情来注视？是鄙夷、厌恶、轻视，还是悲悯、理解和平等相待？
“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人都熟悉这一出自苏东坡大人的诗句。很浅显的道理：水的冷暖，水里生活的感觉，与水关系最密切、与水保持零距离接触的鸭子最先知道。同样道理，打工者的冷暖，打工者的苦痛，也只有打工者自己最清楚。“青蛙”在城市里跳跃，除了在现实生活中两边碰壁、受夹板罪之外，更有文化认同、精神归属上的麻烦。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体验到了两种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入其中任何一种或与之达成较深刻的和谐。他们把自己放逐到异质的土地上，不得不直面陌生而残酷的人生，遭受着移根的巨大创痛，不得不“让热爱者的欢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他们在他乡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作为一个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失落和焦虑总是折磨着他们。“从乡村到城市”，“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过程”。对于他们，“梦中的家园”即使重要，也不再是坚固的精神堡垒，也不是永恒的情感乌托邦。一切必须凭个人的勇气、智慧和尊严去面对。当然，“蛙人”自有其幸运的一面。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和双重的文化身份，使他们能够深入到生活的底里，深刻地感受和体验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差异，窥破打工生活的真相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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