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大国力量与大国之道
作者：崔勇列
其实，我读肯尼迪的这本书不是为了弄清“霸权主义”的含义，而是为了进一步探讨并比较现代西方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严格地说，史学作为最古老的社会人文学科之一，也最缺乏明确可辨的方法论体系。历史学作为几乎任何现有社会科学之母，如果说还有什么方法论，那么也仅限于发掘、考证、铺陈和时序性。现代西方史学(大概自汤因比和韦尔斯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试图建立起一个以“文明”观为中心，以“力量平衡或制衡”为杠杆的新史学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实际上是步经济学的后尘，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方法论概念。其结果(或者代价)是必须抽取历史事件和历史序列中任何得以产生道德结论和映现道德内容的因子，使史学分析对象呈现尽量“道德中性”或不提供道德结论空间的灰色风貌。对我们中国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功课：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时时在显而易见的道德罪恶面前抑制内心的愤怒，要求我们在色彩斑斓的历史面前假设自己是一个文化色盲，要求我们在苦难深重和挺进凯旋的人类活动面前采取一个满不在乎的姿态。如何是好呢?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如何是好。譬如，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真实评价“大国”或“强国”的道德价值。“大国”或“强国”——必然地——不是和平国家，而是一个军事强权。我们如何以这个真实标准来标定我们世世代代的道德梦想呢?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这本书并非一本严格的历史著作，却典型地贯穿了这种现代西方史学方法论体系。“大国力量”不同于“大国”，它不仅是幅员和人口的复体。大国力量的形成、扩展、转型、没落和消失，都完整体现文明生长的脉络，体现力量平衡和制衡之间历史游戏的多变和不确定性。大国力量的形成是最有效运用文明成果的过程，是将文明成果通过社会产能最大限度物化，从而在社会生产和军事机器规模方面大大凌驾其他国家的过程。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或衰落的大国力量，都直接地是军事力量对抗的结果。但是在更深刻的含义上，它更是各自如何有效地、更建设性地将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在军事机器上的历史竞赛的结果。一个大国力量不必是某特定文明形态的原始者，但必须是最有效合理并最大限度运用了这个文明的成果者：希腊文明的成果最有效地造就了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滥觞的文艺复兴却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结出最丰硕的社会果实；在北德和尼德兰地区萌芽的工业传统在英伦岛上汇集成蓬勃的工业革命大潮；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基地现在似乎在北美大地上；中国文明迄今为止似乎在日本导致了最丰富最精致的物质产出。一个大国力量的兴起都同时伴随着另外一个大国力量衰落。一个特定区域(或国家)在社会生产率和社会产能方面的优势不仅抵消而且实质上削弱其他国家提高这种优势的机会，因为一个大国力量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金和社会财富，并以近乎掠夺性和吞噬性的姿态来争夺稀缺的社会和自然资源，从而阻挡他国走向大国的道路。然而，一旦现有大国力量在保持和促进高度社会生产率和经济技术增长率方面出现严重的历史失误，在维持大国地位的游戏中“自废武功”，就会导致其大国地位的衰落。
大国力量必须在尽量长的时期内维持最根本的技术领域中具有垄断性的优势，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其军事机器和他国相比具有压倒性的实力。譬如，英国曾长时期内保持了蒸汽机制造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并以此支持大吨位军事舰只组成的强大远洋舰队，来维持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头号大国地位。目前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世界头号大国地位也是依靠类似的技术优势来维持的。一旦这些大国力量不再保持根本技术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其大国地位就会产生动摇。当然，大国力量地位的形成和维持不单取决于技术领域中的绝对优势，而且也取决于以这种优势来带动的综合社会生产率和产能，以及保证这二者的制度性因素。这种军事机器和战争—社会生产率—社会组织改革之间链环作用的模式，使得一个大国力量一旦形成，就能够在很长时期内都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个地位。
当然，肯尼迪特别小心地指出，社会生产的配置和军事机器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均衡关系，否则会大量消耗资源，从而失去维持或争取大国地位的竞争力。德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国曾两度试图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它拥有令人赞羡的制造业传统和有效率的工艺体系。但是，德国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没有足以控制世界性资源的能力，不具有某一特定关键技术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绝对优势，和他国相比也没有绝对突出的社会产能，没有创新性的社会组织和改革的风气，令军事机器失去资源和社会结构的支撑，导致德国两次历史性“叩门”的挑战均以失败告终。日本的情形也很类似德国。而俄国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力量，在肯尼迪看来，则是受惠于四个因素：一、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惊人的工业产出或产量能力；二、控制了极其丰富且足以支持持久战争的资源；三、具有虽原始却极其有效的社会民众和社会资源动员系统(社会组织因素)；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足以和美国相抗衡的技术开发能力和几近绝对的军事技术优势。而俄国最终的沦落，也是因为步德国的后尘，在社会生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根本没有盈利和积累能力的失衡条件下，军事机器却过于庞大。简而言之，缺乏武装的和平国家和军事压倒一切的军国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大国力量。
军事机器当然是要用于战争，但是在十六世纪后的欧洲政治史上，军事机器在维持和平方面发挥的作用几乎和它策动战争的作用一样重要。军事机器首先形成政治威慑，促成恐怖平衡和强制性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当一个大国力量完整形成后，其无可替代的实力保证他国不敢轻易发动针对大国或针对大国利益的战争，这样就可以维持很长历史时期内的国际和平。这个时期内的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大国和小国之间或小国之间，因此战争持续时间和规模烈度都不大，不致大幅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罗马帝国时期的欧亚大陆和大英帝国时期的欧洲均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所有大规模的战争几乎都发生在某个大国力量趋于衰落而另外一个或一些大国力量开始崛起的历史交替时期。在这个交替期内大国力量压倒性军事优势逐渐瓦解，维持政治恐怖平衡的能力也趋衰减，因此其他一些国家便试图替代这个大国力量的地位。这时便会引发一系列剧烈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罗马帝国崩解后欧洲长期无法出现政治强权的局面，促使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地区扩张;大英帝国趋于衰落后的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更是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直到欧洲大陆形成冷战时期恐怖政治平衡为止。
肯尼迪坦承，他的大国理论和十九世纪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波德·冯·兰克(Loepold von Ranke)的大国理论一样，是“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c)”为基点的。为什么文化禀赋并不大深厚的欧洲人民能够制造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大国力量呢?肯尼迪认为这个问题也许永远都难以全面回答。经济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加上社会结构、地理位置和一些模糊的偶发因素显然是最可能的答案。但是，在肯尼迪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大概在于和其他文明相比欧洲地区特有的“政治零散化”现象。虽然出现过庞大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西欧的查理曼帝国，中欧的哈布斯堡帝国(源自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以及东欧的基辅俄罗斯帝国等较小的统一帝国，欧洲大陆实际上一直处于在政治上零散化的状态，没有经历过诸如中国等东方帝国特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模式。欧洲地理位置上也显得零散且多元化：没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伏尔加河、长江、黄河等大型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流域养成一个形态上相对统一的文明；没有辽阔的平坦地势供皇家骑兵无远弗界，纵行无阻；也没有广大平原地带供易于政治统制的大群农民生息繁衍。欧洲的地理气候差异极大，被一些小型的河流，零碎的盆地平原，纵横交错的山岭，犬牙交错且残碎不规则的海湾海峡切割成无数个自成一统的地理碎片。这种地理形态造就了欧洲大陆无数个非中央集权式的地方力量、地方王国和公国、采邑封侯区和城邦国家。这些地方自治体结构松散，并非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看起来简直像一条“百衲被”。这种政治地理特征使得欧洲一直得以保持多种文化和语言共存的局面，以及多种语言文化相互竞争、相互交融、相互吸纳，也相互正视、容忍和尊重的传统。这种局面和传统促进了一个极其重要却往往为人忽视的重大结果：文化机体在相互竞争和相互交融吸纳中保持生机活性和创新动力，也产生文献翻译和交流等蓬勃的学术活动需要。在欧洲，其实任何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仅仅局限于特定区域之内：最具有“欧洲价值”，而且被推崇为近代欧洲文明最显著外在特征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于十二世纪初出现于法国北部后，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内甚至没有扩及到比利牛斯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等南欧地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马丁·路德新教在一百多年内都是德国中南部地区的区域性信仰；文艺复兴运动基本也没有走出过意大利。而这些在特定文化区域内发轫的文化革新运动一旦得以和其他区域进行交流，就立刻移植成变形文化亚种：哥特式建筑风格启发了巴洛克建筑风格并促进了欧洲的剧场艺术；路德教启发了兹翁利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甚至英国的国教改革和清教徒运动，而且因圣经翻译而丰富了德语和其他日耳曼语系语言，为后来德国文学勃兴奠定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则启发了尼德兰和西班牙两地的绘画革命，以及后来以人文主义为主要诉求的法国启蒙运动。如果欧洲一直存续着罗马帝国式的大型中央帝国，则欧洲可能只会存在一个拉丁语，一个只能被帝国中央认可的文化标准体系即罗马天主教，以及一个形体庞大却毫无生气僵硬古板的文化古店。
欧洲的地理形态和政治分理自治形态使得主要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是以贡赋和其他符合中央政权意志的非商业手段，而是依靠各个地方自治体之间频繁的平等商业贸易来达成。由于地形复杂多元，贸易形式也必须多样化，河流贸易、海上贸易、陆海两栖贸易、森林沿界贸易、公路贸易、转口贸易等多种贸易形式不一而足。而且由于多样化贸易形式的需要，货币支付、货币兑换和资本信用手段也必须多元化，从而催发现代银行体系和货币兑换系统。多元化的贸易和交流关系也必须通过法律调节手段来解决，从而产生极其丰富的民法体系和普遍的法意识传统。较大型的中央王国的财税收入绝大多数来自地方自治体，因此必须对其加以怀柔政策，不能进行政治强制(中央政权大多通过联姻来维系和地方自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些中央王国都不是集权式的，而是被诸侯架空的弱势政治实体。这也造成了欧洲文化极其特殊的现象，即几乎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内容。一个弱势的中央王国没有足够的政治号召力或动员力，也没有文化强制的能力来造就一个强迫广大地域内社会民众接受的统一文化标识体系。罗马教廷曾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是被欧洲特殊政治地理风土所自然促发的社会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瓦解。这种欧洲政治地理模式的社会运作结果是：多元化，持续不辍，由法理调节，由复杂的货币支付和货币兑换手段支持的贸易刺激空前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其中包括军事技术的进步)，大大扩充社会产能；政治分权分治保持欧洲地区长时期的政治势力均衡；文化语言多元化也促进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意识竞争和意识自由，引发不间断的文化革命和文化革新运动，从而形成世界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强大的欧洲文明。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相互结合，在某一时点上就会导致一个突破。在这些分治的地方实体中，哪一个能更多地利用贸易利益和贸易盈余来积累更多资金，更能利用贸易优势来扩大生产规模，更能利用技术进步来加强军事机器，更能利用文化革新和文化运动优势来争取他国知识界认同，它就可以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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