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品书录
作者：王丽丽等
然而陈思和的这种意图要实现起来却是有困难的。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确认、对待这些作品的写作时间的真实性。这一点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它们的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判断。因为这些作品虽然据知情者(作者)交代是写于“十七年”或“文革”时期，但发表却是在“文革”之后。这当然会产生学术上的争议。其实这个问题在洪子诚的这套选本中同样存在，对这些作品的年代的处理，基本上也是按照作者标明的写作年代在作品选中作注。如此看来，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所遇到的共同的难题。
不过，对此难题，洪子诚曾透露过一种谨慎、折衷的处理方式，即在修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时候，除了交代、提到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间还进行写作活动之外，在八十年代特别地突出过去作品的挖掘问题，对包括《傅雷家书》在内的那些写作在特殊时代而当时没有发表、却又在八十年代产生文学影响的私人性的东西，专辟“过去文学化石的挖掘”一节，以此呈现当代文学的复杂性、真实性，阐发其文学性的价值。
考证、处理作品写作年代上的困难，实际上反映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史料挖掘上的问题与困难。相对而言，当代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它有很多运动，政治和文学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当代文学史料的问题还带有一种时期的特点，什么种类的材料在什么时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迄今为止，国内当代文学方面的史料编纂、整理和出版几乎还是半空白的状态。现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普遍意识到了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地位，加强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但大家谈论最多的却是方法与视野的更新和扩展问题，而作为学科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却被有意无意的忽视着。正是缺乏史料意识，使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与真相多年来在很多人那里是大同小异，当代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很多问题都并未得到清晰的呈现和解释。而洪子诚与陈思和等人的突破正是建立在对史料问题的充分重视与有眼光的取舍上。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与启示，当代文学研究在重要概念的清理上、在学科知识的建构上、在史料的挖掘工作上，都有大量紧迫的工作要做。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下］，洪子诚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年七月版，111.00元。洪子诚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二○○二年八月版，29.00元。《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八月版，20.00元；《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35.00元)
关于“造反有理”
俞润生
三十多年前，发行上亿册的、用红色塑料书套装帧的《语录》中有“造反有理”一条。这条语录被谱为歌曲，身着军装，戴着红袖章的人，高唱着“造反有理”，冲进图书馆，清查“封资修”，把许许多多的图书付之一炬；还让许多“反动学术权威”挂着牌子跪在那里陪祭。这是当年司空见惯的“造反有理”的场面。
真的是“造反有理”吗?在刘平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一书中，秦宝琦以《“造反有理”辩正(代序)》为题，说：“历史上的‘造反’，并不一定都‘有理’。”
此书运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分析，明确提出文化层面的结论：每一次农民叛乱都是叛乱者与当时政治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有些农民叛乱不一定是阶级矛盾引发的，宗教异端、社会习惯(如宗族械斗等)、民族冲突、土匪活动都有可能引发叛乱。农民叛乱广泛借用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因素(或宗教异端思想)。如果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话，那么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思想同时也是人民的兴奋剂。据此，作者认为对农民叛乱的类型与历史作用应重新做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农民叛乱”，而不是沿袭经典著作中的“农民起义”的提法。作者说：“叛乱”一词，在建国以后的国内史学界研究农民反抗问题时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持批判态度的。作者引用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Murray)的论述，分析区别了rebelliot(造反、叛乱、反抗之意)与revolt(造反、起义、反叛之意)的不同，选择了“叛乱”这个词，他认为：“叛乱”不仅是有远大抱负的农民领袖，还包括有私欲、有野心的首领；不仅指称正义性的农民起义，也包括纯宗教性起义、盗匪起事、民变、地方骚乱、暴乱等性质各异的动乱。这就是说，作者主张对“农民叛乱”做细致的历史分析，改变过去那种笼统的历史书写法，改变机械逻辑的思维，还历史以原来的面目。
作者引用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也不同以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九八六年钱锺书先生从文化史的角度，探究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文化背景，他指出：李伐洛(Rivarol)说宗教为法律之补充，又说民不聊生，乞灵宗教，以他生稍慰此生。“后一意即费尔巴哈所谓下地有穷民则上天有财神，上帝出于人世之缺陷怨望；亦正如马克思所谓宗教乃人民对实际困苦之抗议，不啻为人民之鸦片。”(《管锥编》，第一册，21页)刘平则指出，“宗教尤其是宗教异端思想同时也是人民的兴奋剂”。作者考察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沉重地指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反抗斗争，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当时社会上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所利用的“宗教”，大多为宗教异端。清代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就承认“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话，……称为天兄降凡，借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罗尔纲先生述称：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春，冯云山被囚，洪秀全回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之时，“(杨)秀清就利用当地迷信的降童巫术……厉声对众人说：‘众小子听着，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杨秀清，来传圣旨。’”从此，在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集团中出现了两个“神仙”化身，一个是洪秀全“天兄降凡”，一个是杨秀清“天父降托”。中国是很重视伦理道德的，天父与天兄，隶属关系很清楚。而事实上洪秀全是领导核心。这就意味着一场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果然，一八五六年天京内讧，“天父”要天王洪秀全封万岁，被天兄降凡的“天王”洪秀全密诏韦昌辉杀死。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天兵天将由对神灵的虔诚转化为兴奋，进而衍变为疯狂。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中，我们可以理解作者的论述。这些论述，以往是不可以说，更不可以写成文字发表的。
正是为了还历史以原来面目，作者以大量的史料阐述了农民叛乱与文化的关系，如他指出：“有些农民叛乱也不一定是由于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恶劣引起的”，他援引魏源《圣武记》中台湾的情况说：“台湾不宜有乱也，土沃产阜，耕一余三，海外科徭简，夜户不闭，然而未尝三十年不乱，其乱非外寇，而皆内贼，朱一贵、林爽文尤其著者也。”朱一贵，福建长泰人，康熙末移居台湾，因知府王珍贪酷，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夏率众起义，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称“大明复兴元帅”，大败清军，人数发展到三十万，占领全台，被推为中兴王，年号永和。清政府从闽浙调兵渡海进攻，起义军战败，他被俘就义。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迁居台湾彰化。农民出身，后为彰化天地会领袖。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秋，官府镇压天地会，他率众起义，攻克彰化，被推为大盟主，年号顺天。旋又克诸罗(今台南佳里镇)，凤山(今高雄)，与天地会首领庄大田合围台湾府城(今台南)。清廷派兵镇压，起义军败清兵于府城南，声势大张。清续派福康安等率援军抵台。林爽文兵败逃入山中。后被俘，在北京就义。朱一贵、林爽文从反抗到建立政权，应该说，起义者的政治意图是第一位的。所以作者主张把农民反抗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政府行为，一类是反社会行为。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沿袭“造反有理”，而掩盖或模糊了历史的事实真相。
(《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刘平著，商务印书馆二○○二年十一月版，20.00元)
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
张仲民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是罗志田自己对“清代以及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梳理。这个梳理“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最后也涉及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国学’怎样为社会所认知以及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上引书，15页），本书大概也就是罗志田教授“探索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和“重写学术史”的尝试。
综合起来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这个曲折演化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古学”（或“国学”、“国粹”）由据以安身立命、天经地义的“知识资源”到“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汰”的“最富矿藏”（严复语）再到被送进“博物院”变为“学术资源”，最后又到“国学”的淡出过程，也正是新的知识传统逐渐确立的过程（实在也是随着近代中国的主要“崇拜”而转移的过程）。罗志田认为这一过程中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不过，也正是“国学”的淡出“进一步确立了‘中国文化’这一称谓的主流地位，此后‘学术’的含义日渐收缩，昔人思考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到今天已变为‘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了”（403页）。
这本书大概是罗志田目前已出专著中最难读的一本，初读起来会觉得作者对这场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所引的材料太多，论证甚至有点反复和烦琐，让读者有时很难索解作者意旨究竟何在。其实，这样的写法可能是作者借鉴了陈寅恪论著的写作风格，因为从根本上讲，局限于历史研究者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及其可依据的永远不可能被竭泽而渔的材料——“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那当然是不可能，这就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当然也可能非常过度）。作者还引用陈寅恪先生之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提示出陈寅恪先生之所以为此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即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更觉通畅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15—16页），因而该书“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17页），这样或许可以有“随人观玩”的效果，让读者拥有更多的诠释权，回到历史的“案发现场”，设身处地，作者以增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可减少由于引用者的过度解读而造成读者的先入之见，故此，本书的难读也该是应有之义了。不过，也许正是作者这样“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既重视各方观念本身的异同，也关注不同观念竞争的过程。在处理史料时尽量平心对待争论各方的言论和观念，给各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希望能重建出一个比较接近原状的观念竞争进程，以增进对昔人心态、观念及时代关怀的认识和了解”（15页），才向读者传达出“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这一清季民初时期表现最为明显的面相。在本书里，作者又挑战了以往单一的保守与革命对立的二元叙述模式，避免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线条化处理，力图把当初的诸多复杂面相凸显出来，使读者在“悖论”中认识当时的历史，反过来，也更好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悖论”。作者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加强了历史本就具有的丰富多彩性，“颠覆”了一些人们往常对那段历史的清晰明白的认知，使历史变得更为“模糊”，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其实越是清晰的历史著作越是让人怀疑，如果我们重建出的史实是干净利落，恰可能正好与历史的实相相悖，即陈寅恪先生所谓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既然本书标题是“国家与学术”，涉及面应该非常之广，但该书并没有花太多力气在有关文本之外进行社会学的分析，对关于“国家与学术”的论争也主要立足于精英文本在学术史层面展开（这与其《权势转移》等著作是明显不同的），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作者的主观目的是在于构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历史，不是在史学的大范围内跨越其子学科如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来进行的研究。其实，本书也只是作者写作计划中的“外篇”——“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本书实际上是一本研究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探讨其演化，从而对清末民初的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获得新的认识和理解的学术史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罗志田著，三联书店二○○三年一月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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