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黄河依旧绕青山
作者：葛兆光
但是，这种心情掩饰不住。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生活回忆。有意插入的各种议论，使它好像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学术与文化的感想汇编，而那些严肃的历史学论述，使得这部回忆录几乎成了黄的学术思想自述。学术当然是黄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学术作为生命和生命为了学术，以至于他已经分不大清什么是一生生活的回忆，什么是他在学术遭到挫折时的抗辩。他的一生事迹，需要我们细细地从书里重新编织才能搞清楚，可是他的学术观念，却在他的笔下顽强地呈现出来，仿佛前者倒成了回忆录的背景，一个只是为了陈述思想的时间背景，而后者倒成了主角，无论什么地方它都占据了回忆录的舞台中央，出现在聚光灯下。
“三年前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想着要一吐怨气”（５９４页）。这个“怨气”似乎打一开始就积攒起来，从他在安亚堡（Ａｎｎ ａｒｂｅｒ）的Ｓｅａｒｓ Ｒｏｅｂｕｃｋ当收货员的时候，在贺柏的夜总会当洗碗工的时候，在希斯家里料理家务的时候，那种中国人在美国异乡的经验，就让他感到不愉快（１４１—１４７页）。看着他在宝贵的篇幅里翻来覆去、唠唠叨叨地叙说这些不愉快，你会感到他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屈辱和愤懑。他始终没有成功者的自豪，成功者的自豪会改变一个人的心情。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中环一家酒店，听何炳棣先生在席间声如洪钟地说，“我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个中国教授”，话语里面充满了自信和豪迈，然后是哈哈大笑。我想起许礟光在他的口述自传《边缘人》里，曾经很自豪地说过“我是西北大学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教授”，尽管在康乃尔大学时，他也曾经有过来自中国文学系毕格斯特教授（Ｋｎｉｇｈｔ Ｂｉｇｇｅｒｓｔａｆｆ）的抵制，“因为我的中国知识比他丰富而受到威胁才反对我”，但许从来不曾遇到太大的挫折，“自己一生从不愁没有工作”（１６７页），所以终生保持了平和的心情。可是，黄却不那么幸运，在美国的半生里，他能回忆起来的，是很多失败，失败使人沮丧，特别是在六十多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开除”这件事，更使他感到蒙羞。
这当然和制度有关，现代的大学制度把本来应有的“教学相长”，统统化约成了数字化管理，这使得不能提供实用技能的历史学变得很不讨好，而不干美国人痛痒的中国史课程，则更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上课很艰难。可是据他介绍说，七十年代，美国大学已经实行了新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这和我们中国当下的大学很相似，“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１００页），教师从“传道解惑”的先生变成了“看顾客脸色”的售货员，不得不小心翼翼。尤其是对于ＦＴＥ（全职教书等量单位），黄有说不尽的烦恼，按照选课学生的数量、课时的数量、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４７３页），这使他感到非常困难，自从实行了这种制度后，他的ＦＴＥ持续下降，但是黄却固执己见，觉得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因时事而增添价值”，可是，“却不敌外在的现实”（５１４页）。始终提倡现代化就是以数目字管理的黄，却对身边实在的数字化管理感到极大的愤怒，“最初提到ＦＴＥ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做笑话，‘它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是，他终于被这个数字化的管理、“新的供求关系”和“买方市场”合谋，无情地逐出学校。“我被开除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件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他说他无法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别人也不可能忘记这件事情，于是“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９４页）。
他觉得一切对他都不公平，包括这种制度下的考核，也包括对他的学术价值的评估，他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的新历史观念的无形抵制，而力量既来自制度和文化，也来自垄断了学术资源的精英，羡妒交加中，在小大学教书最后还被开除的他，甚至有些怨怼常春藤联盟的地位，尽管他自己出身于这些名校之一的密西根大学，“常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５０６页）。
但是，令他不断感觉失败的尴尬，却远远不止这些。
“在密西根，我接受指导，成为工匠和技师，但我拥有完全自由的思考方式”（１７６页）。老实说，如果他真的成为“工匠和技师”，事情可能就好办一些，但是他偏偏要“思考”，偏偏这还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思考，一个有志于书写大历史的华裔学者在美国汉学界，倒要推广他的历史学思考，这就很麻烦了。
在书里，黄仁宇直言不讳地说，“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国历史的类似综述，从我在纽普兹教书以来，这念头就挥之不去，我也为此赌上一切”（５７１—５７２页）。所谓“大历史”就是他的终身梦想，可是，这个梦想的基础，却是对现代中国命运的关怀。道理再清楚不过，一个有过切肤的中国生活经历并认同这一民族文化的人必然有这种关怀，因为这种关怀，他需要从古代历史中寻找解释的依据和资源，要寻找解释的依据和资源，他就必须对中国历史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偏偏又需要借助“异文化”和“异民族”来做背景，所以这必定使他的论述变得很宏大。尽管他说，“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１１２页），但是，抱负很大却声音很小，毕竟言而无权，行之不远。尽管那时还没有后现代历史学来讽刺或瓦解“宏大叙事”，但是“隔岸观火”的美国中国学，仍然习惯于一种“科学”式的个案研究，仿佛拿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去检查历史的细胞。黄感到很无奈，他抱怨说，“美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综合视野，部分原因出在现行的学院分工制度、学界的许多传统和习惯以及主要大学间的竞争”（５７２页）。
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反正至今那边学者还是不习惯这边学者的“宏大叙事”，更不喜欢这边学者以“本土经验”来解释历史，因为他们觉得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历史，竟然可以采用这样的总体叙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更何况，这种历史的叙述，居然还羼杂了对当下中国的感情和忧患，那更是不可接受。对于美国的学者来说，太平洋对岸的那个历史存在，即使不是一个“文本”，也是一个“他者”，甚或就是西方自由和民主的历史合理性的一个“证明”。因此，他们不能接受黄的那种论断，黄在普林斯顿参与编写《剑桥中国明代史》的时候试图说服美国同行，但是不成功，他在教美国学生的时候，试图以自己的历史观说服学生，但是也不成功，“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蒂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４７２页）。
但他还是希望美国人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观看中国历史，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回忆录中他曾经说，“我没有国家，这种无所归依的状态有时让人觉得非常寂寞，然而超然的态度却让我多少能客观检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客观将来能让我有资格成为当代中国的史学家”（２２１页）。但是，没有国籍的人，真的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么？这种他自己看来很单纯的立场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左右为难、腹背受敌的处境中，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明确反对一群人，不管对方人数有多少，你的地位还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却又针对某些要点反对每一个人”怎么样呢？事情就麻烦了。他说，“我的大历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的处境”（５８６页）。而对于他个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那些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们都不认同他的想法，李约瑟似乎好一些，但是芮沃寿、费正清、狄百瑞这些大牌学者却对他，至少没有表示多少正面赞同。应该说，这并不涉及到这些大牌学者的个人品质，这些学者令人尊敬，他们至少也都帮助过黄，黄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毕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立场，对于站在“中国”——哪怕中国只是一个抽象的历史象征物——角度来看待历史的观念，多少有一些不那么认同，当然对于黄仁宇的态度，也没有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么尊重。
黄仁宇曾经在费正清的赞助下写《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的财政史部分，对于费正清对他的帮助，他始终很感激，甚至在回忆录里可以看到，他不断提及费正清，还略让人怀疑有些攀龙附凤的意思。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深受费正清的影响，懂得“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他说，“如果没有哈佛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２８２页），但是另一方面，他说，他们之间仍然有巨大差异，黄觉得西方学者总是有一个顽固的习惯，就是“在判断外国文化时必须保留道德判断”，什么是道德判断？指的是对某种历史、社会、文化或者制度的赞同或批判，黄觉得这是以英式尺寸判断和裁决中国尺寸，而且他直言不讳地说，“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是美国外交事务常有意外挫败的主因之一”，而美国学界对于中国的批判，也常常被这种道德判断障蔽，不能看到背后更深的历史背景。以明代财政史为例，他追问：“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并思考这套荒谬终身大事背后的逻辑？还是运用今日的经济学知识直接抨击其荒谬？”（２８３页）甚至于他会批评费正清的《中国行》（Ｃｈｉｎａｂｏｕｎｄ）“替美国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５０５页）。作为一个华裔学者，他希望对“中国”有同情之了解，这促使他特别注意“另一种逻辑”和“另一类历史”，而作为一个归化的美国人，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一个逻辑和这一种历史。因此，他特别希望美国学界能够理解和同情自己的处境，以至于常常在回忆录中看到他的小心甚至谦卑。但是这似乎没有用，他痛苦地写到费正清的态度，“费正清博士并不喜欢别人提到‘美国帝国主义’。身为已归化公民的我，也不太乐意见到这个不名誉的标签，因为简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坏人的阵营”（２８４页）。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和芮沃寿之间，黄仁宇和芮沃寿有一段关于黄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的对话，开始的时候，作为审稿人的芮沃寿只是提醒他应当“适可而止”，这是指写作的幅度，因为芮自己关于隋代的著作，只涵盖了四十年，可是，黄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黄仁宇已经察觉问题远不止此，于是他提出最核心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莱特绕了个弯子，回答：“没有何（何柄棣）那么糟”（４４９页）。显然，芮对黄的这种内在情感并不认同，尽管芮曾经帮助过黄，使他拿到了赴英国剑桥的经费，但是，这一次的误解却使他很伤心，他说，“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但是，我们又看到，已经身为美国人的他，相当急于洗涮这种误解，“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打死和活埋的残忍”（４５１页）。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举动似乎都不够消除文化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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