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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室藏書的發現，震動了國際學術界。其中最重要而絕傳已久的變文，尤為近代學人所注目。關於變文的名稱、體製、流變、範圍，孫楷第、向達、王重民、周紹良等著名學者考證綦詳，發揮甚備，在此不擬多加討論。關於彙集變文材料，以供學人研究與參考者，前有周紹良編的敦煌變文彙錄，後有王重民等所合編的敦煌變文集。王編根據一百八十七個寫本，過錄之後，經過互校，編成七十八種。每一種，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記。就資料供應，披閱便利方面看來，已被國際學者公認是所有變文輯本中最豐富的一部。王重民先生自己也稱：「這可以說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因此，自西元一九五七年出版以來，海內外研究變文的學人，無不憑藉此書為立說的根據。無疑的，「敦煌變文集」在國際學術界中已建立了崇高卓越的地位。
我在民國六十五年秋季，旅遊歐洲，賡續五六個暑假，曾將巴黎倫敦所藏的敦煌變文卷子，一卷一卷的和敦煌變文集校對，發現王重民等抄錄的錯誤非常的多。舉幾樁重大的來說：
（一）標題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四載祇園因由記一篇。王慶菽校記云：「本卷有兩本，今以編號伯二三四四卷為原卷，校以伯三七八四卷，今稱為甲卷。標題原卷原缺，據甲卷尾題補。」我仔細觀察伯三七八四卷的尾題，是朱筆寫的「已上祇園●記」六字。「●」是圖的俗字，王氏誤認作「因由」二字。我們知道，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現存祇園記圖還不少。這篇祇園圖記可能是根據祇園圖而寫的記文。為了這個用朱筆寫的標題，顏色非常黯淡，我還商請法國圖書館東方部隋麗玫主任，特別把原卷拿到顯微室紅外線影視機下透視，確實是「祇園●記」，而不是「祇園因由記」。
（二）章句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七載左街僧錄大師壓座文，全文只存二十六句，是組合三首律詩和第四首律詩開頭兩句的殘卷。本來文意可通，被王慶菽誤改誤抄，以致不堪卒讀。現在把原卷和王集的文字抄錄於後，作一比較。原卷沒有標點，是我後加的。
三界眾生多愛痴，致令煩惱鎮相隨。
改頭換面無休日，死去生來沒了期。
饒俊須遭更姓字，任奸終被變形儀。
直教心裏分明著，合眼前程總不知。
假饒不被改形儀，得個人身多少時，
十月處胎添相貌，三年乳哺作嬰兒。
寧無命向臍風謝，也有恩從撮口離，
子細思量爭不怕，纔生便有死相隨。
設使身成童子兒，年登七八歲髻雙垂。
父憐編草竹為馬，母惜胭●黛染眉。
女即使聞周氏教，兒還教念百家詩，
算應未及甘羅貴，早被無常暗裏追。
笄年弱冠又何移，漸漸顏高即可知。
以上是原卷的文字，王氏抄錄校訂成：
三界眾生多愛痴，致令煩惱鎮相隨，
改頭換面無休日，死去生來沒了期。
饒縱須遭更姓字，任奸終被變形儀，
直教心裏分明著，合眼前程總不知。
假饒不被改形儀，得個人身多少時，
十月處胎添相貌，三年乳哺作嬰兒。
寧無命向臍風謝，也有恩從撮口離。
子細思量爭不怕，纔生便有死相隨。
設使身成童子兒，年登七八歲，
髻雙垂父憐。編草竹為馬，
母惜胭●黛染眉。女郎使聞周氏教，
兒還教念百家詩，算應未及甘羅貴，
早被無常暗裏追。笄年弱冠又可多，
漸漸顏高即可知。
此壓座文全是七字句，僅「年登七八歲髻雙垂」一句例外，王氏失察，以致斷錯了句讀，損害了對仗，破壞了押韻，使得文義不通，造成了嚴重的錯誤。王氏又不懂「饒俊」的意義，把俊字改成縱。其實「
饒俊」和「任奸」相對，是說任你奸詐，饒你俊俏，終須輪迴生死，改變形儀，更換姓字。如果改作「饒縱」，就不知所云了。王氏又誤「女即」作「女郎」，這是抄寫不細心。誤末句「何移」作「可多」。這是王氏看原卷或照片不真切的原故。因為原卷有一長畫拖過「何移」二字中間，墨色較淡，乃是寫字的人不慎污染，王氏以為係將二字偏旁抹去，故誤抄成「可多」二字。「笄年弱冠又可多」，不成文理。「笄年弱冠又何移，漸漸顏高即可知，」是說年輕時容貌沒有什麼改移，漸漸年高，容貌就會發現衰老了。而且此二句是七律的開頭，照例應該押韻；「多」、「知」不押韻，而「移」、「知」卻是押韻的。像這樣的錯誤，如果不加改正，那就遺誤後學不淺了。
（三）分篇的錯誤。 敦煌變文集卷七載四獸因緣一篇。這篇變文是和另一篇破魔變同鈔在一個巴黎編號伯二一八七的卷子上。在破魔變尾「居淨土寺釋門法律沙門願榮寫」題記之後和「四獸因緣」標題之前，有一行半的文字，「又將稱讚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讚明王於理化。」這一行半的文字，本來應該屬於破魔變的，王氏誤將它繫屬於四獸因緣。恰好四獸因緣正文之後，又抄了一篇唐僧統和尚讚述四獸恩義頌。王氏誤以唐僧統和尚即都僧統和尚。其實唐僧統和尚是稱呼敦煌一個僧人，都僧統乃是管理釋徒的僧官。王氏做出錯誤可笑的結論說：「按此文（規案：指四獸因緣）前之字所云，可見本文是僧統和尚講經。」何以知道他這個結論是錯誤的呢？因為有關講經的一行半文字，確實應該屬於破魔變。破魔變發端有「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伏願長懸舜日，永保堯年，延鳳邑於千秋，保龍圖於萬歲。伏願我府主僕射，神資直氣，岳降英靈，」「謹將稱讚功德，奉用莊嚴我府主司徒。」「次將稱讚功德，謹奉莊嚴國母聖天公主。」「又將稱讚功德，奉用莊嚴合宅小娘子郎君貴位。」倫敦斯三四九一破魔變文卷子此下有「又將稱讚功德，奉用莊嚴我都僧統和尚，伏願長承帝澤，為灌頂之國師，永鎮台階，贊明王於理化，」正與伯二一八七號破魔變尾一行半題字完全相同；可見此一行半文字是願榮漏去，補抄在題尾後面的。總之，這一行半文字必然是屬於破魔變文的，絕對和四獸因緣無關。講破魔變文的和尚讚頌莊嚴了皇帝、府主、國母、小娘子郎君之後，又讚頌莊嚴僧官都僧統。因為講經變文流行之後，深入政府民間，不僅用來宣傳教義，也用來祈福禳災。例如敦煌變文集第五編載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便是敦煌石室保留下來一篇在皇宮裏祝壽的講經變文。後唐明宗李亶，生於唐懿宗咸通八年（西元八六七）九月初九，長興四年，他六十七歲的壽辰，請和尚在中興殿講仁王護法經。和尚講經時頌聖也說：「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號皇帝陛下，……皇后……淑妃，」還有篇中所提到的宋王、潞王，俱與史實相合。可見是當時祝壽講經文的底本。和尚講經，同時頌聖，這是事實，但卻與四獸因緣那篇變文無關。
以上所舉，不過略陳大端。還有許多極難校正的錯誤，不但沒有機會閱讀原卷的學者，無法判斷；即使看過原卷的學者，也不易發覺它的錯誤。最大的原因，是變文卷子多半是唐五代時的寫本。鈔寫的文字訛俗滿紙，但是訛俗之中，又自有它的習慣，自有它的條理，如果你不小心推敲，擅作主張，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他在「跋龍龕手鑑」中說：「考●字從外生，肊斷其文，當是甥字別體，此注音外，疑未必然。」他沒有留意伍子胥變文，伯二七九四卷：「子胥有兩個●甥」，斯三二八卷作「子胥有兩個●甥」，●、●都是外的俗寫，因與甥連文，偏旁或連類加男作「●」，或加生作「●」，龍龕手鑑音外是對的，羅氏肊斷卻錯了。所以校錄敦煌變文寫本，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障。簡括說來，有字形無定之障，有偏旁無定之障，有繁簡無定之障，有行草無定之障，有通假無定之障，有標點無定之障（說詳拙著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這許許多多的障礙，使得歷來校錄敦煌寫本的學者，如羅振玉、胡適、向達、王重民諸先生等，憑他們卓越的學問智識，單作抄寫謄錄的基本工作，還是免不了發生相當繁多而且嚴重的錯誤，這便是我不得不耗費五六年的時間，僕僕於倫敦、巴黎的圖書館，披校卷子十餘過的原因。
前年秋季，敦煌學國際研討會在巴黎舉行。日本學者在會中提到王重民等編纂的敦煌變文集，特別加以推崇。有些法國、日本、和我國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知道我曾作校訂變文集的工作，都一再催促我早日付印。今年夏季，應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的邀請，作有關敦煌學的演講，許多學者也慇慇以新校變文集出版之期相詢。由於敦煌寫本的複雜紛歧，字體的變異訛濫，無法倩人代抄；幾十萬字的清稿，只能親手繕寫。因此直到今年春假結束，才將初稿完成，交付排印。全書的體例，另見例言，簡單的說，是以敦煌變文集七十八種變文為底本。變文集有錯誤的，加以訂正，有漏脫的，加以補充。變文集的校記也全部保留，只是將錯誤的改正，缺少的增加。凡是新校的都冠以「規案」二字，以資區別。雖然新校的分量相當多，但是我仍保留原名，只加「新書」二字，定名為「敦煌變文集新書」。新書以舊書為基礎，舊書也包含在新書之中。不僅增添舊書以外的新材料，也提出我個人的新說法。新舊同時陳列，讀者展卷瞭然。新舊材料的異同，自可明察；新舊說法的是非，自易判斷。這樣的做法，對於學人研究和參考，相信會有不少的方便和收穫。我往年對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韻輯作了一番校訂的工夫，更名為新編。在序文中寫下了一段懇誠的話，說：
這部書定名為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方面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延續。中國學術典籍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結晶，它是具有永恆不朽的生命的。我們都只是為它服務的工作人員，但我們都對它有崇高親切的敬愛。我們希望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心力為它做出有價值的工作。我指正姜書的錯誤，補充姜書的遺漏，但是列寧格勒藏有一萬二千號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沒有韻書殘卷，也許還有其他未知或未發現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為它繼續不斷的服務。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書能有一分參考的價值，而得到為它服務的人的指正和補充。
我又繼續披肝瀝膽的說：
我們根據正確的新材料，可以得到正確的新學說；如果根據不正確的新材料，推論出來的新學說，自然也不正確了。因此我們必須把握新材料的正確性，纔能消除不正確的新學說，纔能產生正確的新學說。我整理這部瀛涯敦煌韻輯新編，目的便是在繼續前輩學者的努力，尋回失落在海外的學術新材料，正確的呈獻給學術界人士，作為發明新學說的可靠的根據。我希望從事學術的朋友，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不斷的予以指正和修訂，使我們獲得的新材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正確，我們不分先後，不分彼此，我們一切都是為了愛護中國學術的共同心願。
讀者只需把上面說的話，將「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幾個字，換成「敦煌變文集新書」，便和我今日的心情，沒有一絲一毫的差異。我雖然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除校訂了王氏的缺失外，又增添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的目連變文，和列寧格勒藏的變文雙恩記，但是我仍不敢也不願像王重民先生那樣大膽的說：「這是最後最大的一次整理。」因為誰也不敢斷言今後沒有新材料出現，我們毋寧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出現，繼續補充，益臻完善。我這部敦煌變文集新書，只不過為將來從事研討的人，做了一番掃除清道的工作而已。
現在新書即將出版，內心感到最遺憾的，便是未能求正於法國華學大師戴密微先生。戴先生是研究變文文學的專家，平生酷愛中華學術文化，無畛域的偏見，抱弘揚的熱忱。廿餘年來，我頻頻往來巴黎倫敦披讀敦煌寫本，每有述作，先生輒為文推介於歐洲通報中。民國六十二年（西元一九七三）七月，我出席巴黎第廿九屆國際東方學會。會後，受聘擔任巴黎第三大學博士班的教職，寄居巴黎大學城的東南亞館。次年三月，我踐張曉峰先生之約返華岡任教。啟行前夕，先生攜樽酒至東南亞館作別，惆悵之色，見於眉宇。我返香港寓居，不及半月，忽得先生手書，謂拙著敦煌論述，蜚聲士林，法蘭西學士院已經通過了他的建議，以漢學茹連獎頒贈給我。並說明法蘭西學士院，和我國中央研究院性質略同。又解釋茹連獎是法國頒贈給國際有成就的漢學家的崇高榮譽獎，請我務必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事先沒有半點透露，既無人向戴先生游揚說項，我也不曾寫過一紙履歷，更沒有填過一份表格，這種無微不至的尊重讀書人的禮遇和情意，令我深深感受到學術界罕有的沁人心脾的甘露和風。漂泊異邦，無求有惠，人非木石，豈能不興知遇之感。其時戴先生和饒宗頤教授合作整理敦煌曲；為了對學術、對先生的回報，我也私自打算，希望和先生共同整理敦煌變文。沒料到前年國際敦煌學預定開會之際，先生竟溘然逝世。我蘊藏著的一番心願，竟永遠沒有機會表達，直到今天，纔將此書完成，此中包含了多少先生的鼓勵，憑藉了多少先生的支持，如果此書對學術界能作出些微的貢獻，那纔不致辜負先生的知遇和期望呵！ 民國七十一年五月於華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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