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鲁迅：雨天里，那些沉郁的琐屑
作者：刘东黎
曾经出版文学随笔、散文集《生若幽兰》《印象玫瑰》《现代人类的古往之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主编《人与自然》、《文明的中介》，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北京这座城市对于鲁迅来说，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在他年青的时候，“莫须有的流言”刺痛着他的心，使他决意离开死气沉沉的家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北京就是他在国内居留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鲁迅在这里发出他的第一声“呐喊”，也曾长久地陷入“彷徨”；他在这里与不同阵营的学者展开激烈论战，也在这里结识日后的爱侣许广平。所以北京对于鲁迅来说，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最早的时候，鲁迅这个外乡人寄住在绍兴会馆。他是一个很注重家庭亲情的人，过不惯这样茕独的生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Ｓ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客居北京七年，鲁迅也实在想有一处自己的房子。1919年，他回到绍兴，变卖了绍兴老家的旧宅。回京后，他看过了十多处房址，最后用3500块大洋买下了八道湾11号一套三进四合院。他还特意接入了当年还十分罕见的自来水系统。这样，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
鲁迅对这个新家很是看重，亲自设计督修，忙了整整十个月。周作人倒是很轻松，他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一路游玩着从日本来到北京。此时八道湾的新家尚未完工，鲁迅只好安排他们住在相识的一户人家里。
到了年底，为了接母亲、朱安和三弟建人一家，鲁迅在严寒中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看到了凋敝颓败的乡村，满面悲苦的农民，还有儿时的伙伴章闰土。闰土刚刚年过三十，却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百感交集，一年后，他在八道湾写下了名篇《故乡》。
就这样，这一家老小打破“越人安越”的习俗，举家北移，搬入了北京八道湾宽绰而豁亮的新宅，十二口人的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鲁迅这个长子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家庭有了中兴的气象。可以推想，在八道湾，192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那里的气氛一定是团圆祥和的。
当年的八道湾，可是个非常安适的去处。那里“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谢兴尧《回忆知堂》）；而八道湾11号院是一个大宅门的格局，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还在屋前栽植了松树、枣树、丁香和青杨，院内安详宁静，花影扶疏。进门可见影壁，里面“纸窗敞院，静谧帘栊”。当时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在前院的大北房，周作人的“苦雨斋”在后院，从北房左侧可进。
院内还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地势低洼，一下雨，屋顶的元宝脊和花草砖就不停地向下淌水，沙沙地一片声响，不久就会汪成一个小池塘。那里是鲁迅的侄儿们嬉戏的乐园。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几个侄儿尤其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看上了这里的古朴安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可以作为侄儿们玩耍的地方。年将不惑的他很是渴望家庭的温暖，尽管夫人朱安的到来让他的内心百味杂陈。1906年，鲁迅奉母亲之命与朱安成婚，却一直与她分居；“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当夕阳在池塘中浮动的时候，鲁迅喜欢沿着胡同里的灰墙漫步。那时候，胡同西口的赵登禹路还是一条明河；而八道湾也还是一条名副其实蜿蜒曲折的小河汊子。
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得团聚，鲁迅也可以把精力全部用于工作了。当时的他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倡导的“文学研究会”，以及后来的“浅草社”和“春光社”，都将他看作是引路人。他自己也创办《语丝》周刊，发起了“未名社”和“莽原社”。
住在八道湾的日子里，鲁迅著译的成果也颇为丰盈：时任《晨报副镌》主笔的孙伏园，那时经常笑嘻嘻地跑到鲁迅家里，不屈不挠地向鲁迅“催稿”，一不小心便催出个《阿Q正传》。除此之外，鲁迅还在这里完成了小说集《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卷），译文《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京城文化人聚集的重镇，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钱玄同、许寿裳、章廷谦、马幼渔、齐寿山、萧友梅、刘半农、俄国诗人爱罗先珂……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俞平伯曾写过一首《忆录京师坊巷诗——八道湾》：“转角龙头井，朱门半里长。南枝霜外减，西庙佛前荒。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衣，几日未登堂。”此诗点出了八道湾附近的几个地标：“龙头井”在什刹海西边；“朱门”指的是庆王府；“西庙”则是护国寺。
鲁迅对弟弟周作人感情很深。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人世的真面目，只好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两人同居一室，还同去听鲁迅极为仰慕的章太炎先生的中文课；二人一起筹办《新生》，合译《域外小说集》，兄弟间连写作、翻译的署名都是不分彼此。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周作人住在绍兴老家，四年间相互通信数百封，往返极繁，可见兄弟情深；兄弟见面时，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当他们天各一方时，便以诗唱和，彼此牵挂不已，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说，“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长兄如父”，鲁迅从少年时就处处呵护、关心周作人。1909年3月，周作人与比他小三岁的羽太信子在日本结婚。婚后开支大了，为了国内的老母和弟弟，鲁迅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提前回国谋职，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1917年周作人回国后，鲁迅向蔡元培力荐，周作人才有机缘到北大讲授欧洲文学史。
自1919年11月21日迁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经常一起出游、购书、饮茗、赴宴。三兄弟各有家小，却共财共餐，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总管家政。那位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的羽太信子，虽然也是穷苦出身，然而到中国后，她出门必坐汽车，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货，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八人之多，这个大家庭逐渐入不敷出。
有一次，周作人对鲁迅说，信子要把自己的父母从日本接来，鲁迅感到很是不可思议，自己多年以来辛苦养家，已是尽了全力，而信子在日本还有别的兄弟姐妹，为什么一定要千里迢迢地接到中国？周作人性格很懦弱，没有说服兄长，他在太太那里就没有好日子过。
不过，尽管那位控制了兄弟俩大部分薪水的日本管家婆花钱如流水，但周氏兄弟在八道湾还是度过了一段平安喜乐的日子。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一同去过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足见他们感情之深。
安泰舒心的日子总是很短暂。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的关系一下子破裂了。7月14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9日，周作人拿着一封信走到鲁迅房中，一言不发放在桌上，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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